宁河区图书馆

我俩是蓟运河东杨花庄人。1938年闹“红军”（“红军”指暴动队伍－－编者），我村的毕绍云、贾玉清等人去丰台投奔“红军”，板桥、苗庄一带没有组织多少人，也没有人牵头组织，只是各村都有那么两三个七八个去丰台、岳龙一带投“红军”。人们对“红军”的认识还不清，弄不清它们的性质，所以没有多少人去参加，但丰台、岳龙一带的暴动活动却惊动了许许多多的有钱人家，他们自知形势于已不利，纷纷离开农村到大城市躲避。冀东暴动队伍西撤后，板桥、苗庄一带组织过新民会、乡团等，名义上为防土匪，但多数人被反动政府和坏人所驾驭，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
  板桥、苗庄一带开辟地区时，大约是1943年，最早来的有鲁夫、志勇、万化、国华等人。他们白天不来，隐蔽在岳龙一带较巩固的村庄，晚间便过小新河到我们这些村庄活动。到杨花来就找保长郭忠瑞。处于那时的环境必须先找伪保长才行，充分利用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让他们倾向抗日，才能站住脚跟，开展工作。
  经常到我们村来的有兴华和尚中，他俩在我们村站住脚后，马上抓住时机，召集苦大仇深的青年人，启发、诱导他们，向他们讲述共产党、八路军的性质、作用。针对我们受剥削的实际，精辟、透彻地讲解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为什么整年不劳动就得粮，而且吃得肥头大耳的道理，又把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派来的头头作比较，分清共产党、八路军好在什么地方，地主反动派坏在什么地方，共产党、八路军要帮助穷人推翻反动统治，打倒地主阶级，均分土地，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还举例说，杨花庄的穷人捆柴禾，从地里捡了落下的小青高粱穗带回家，要叫地主或代理人看见就得挨罚。粮食上场，穷人扬高粱时皮子里有一点点粮也得挨罚。这样拿地主和共产党、八路军两相对照，使我们清楚了穷人要过上好日子必须在八路军、共产党领导下，打倒封建剥削。在我们的阶级觉悟、民族觉悟有所提高的基础上，兴华、尚中等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破交活动。在破交活动中涌现了一批骨干分子，于是他们开始物色发展党员了，首先发展了祝华、庆华、刘凤珍，组成了杨花庄一带的中心支部，祝华任书记。
  祝华比我们入党早一个多月，我们是在贫农刘宝柱屋里宣誓入党的，墙上有马克思、毛主席等4位伟人像，誓词很简单，大致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反动派，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那时我们称入党宣誓为拜像。
  中心支部成立后，就开始发展党员，我们做了具体分工，祝华分管老庄子、赵学庄、双庄的发展工作，廉月廷负责杨花、盆罐庄的发展工作。我们依据兴华、尚中的经验，找出身贫苦的亲朋好友，从各方面与他们接触，向他们渗透八路军、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盆罐庄陈瑞林、李宪月等人都是经孟宪芝发展的，这些人再通过自己的关系发展别人，这样，以杨花庄为中心的党的发展工作就全面铺开了。征粮、征款、征鞋、征袜、传递情报等，保障我党各级干部安全等工作也随之开展起来，杨花庄一带成了我们党比较巩固的立足点。党员之间有联系的暗号，晚上有紧急情况，谁敲谁几下门，马上就可以知道情况紧急的程度和需要做些什么应急的准备。党员马玉良家里挖有地窖，经常使森林、兴华等人躲过敌人的搜捕，转危为安。
  抗战时期的环境很残酷，但党员的学习制度却一直坚持着，从建立支部起，我们每7天学习一次，首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大家帮助，尽管批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但是受批评的同志大多数都心悦诚服，使党内始终有一个团结的气氛，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区里给每个党员印发了学习小册子《常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常识》的内容也不断在变化，以使党员的思想与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支部的工作性质是秘密的，村政权的工作也没有公开。在没有发展党员时，村政权就已经出现了，村里有村长负责，村以下有几个人配合，但没有详细分工。我们建政工作刚展开时，板桥特务几乎每天下乡搜捕我区、村干部，破坏建政工作。这时，村政权和敌伪的保甲制同时并存，我们的政权是秘密活动的，保甲制当然是公开的，保长的行动必须取得我们的同意，那时的保长，很多是真心向着我们，假心向敌，逐步由两面政权变为一面政权。我们在掌握政权后就派党性强、斗争坚决的同志去充任村的保长，联合多方力量，对付敌人，使敌人大为恼火。1944年秋天，板桥敌人下乡催粮、催款，把我村共产党员（保长）李贺清绑起来毒打，向他催逼粮款，并要我村干部的姓名及区干部的住处，他咬紧牙关，一字不说，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对日伪的催粮逼款，我们的政策是迟交、缓交、少交、不交。
  离敌据点较近的村庄，由于敌人统治得紧，一般不向我们交粮交款，成了敌人的天下。为了打开这个局面，我们曾设法潜入这些村庄，找到保甲长，教育他们要有民族自尊心，要他们向我们交粮款。1944年10月，廉月廷和祝华夜间摸进了盆罐庄村，找到该村保长于保立。于保立平素和板桥特务打得火热，自以为八路军、共产党不会到炮楼底下白送死，当他一见到我们的人时，立刻吓得两手发抖，我们当即跟他晓以民族大义，并且要求他按时向我们交粮款。
  我们中心支部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严防敌人刺探军情，配合区委做了大量的工作。1944年秋天，我和祝华在我村捉住了敌人的密探孙百川，夜间押往东魏甸交予我区政府。
  那时敌人为增添耳目，不惜花钱雇佣大批情报员，每村都有，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在了敌人的前面，使得大部分密探成了我们的人。如我们村的孟宪江，被敌人雇佣作情报员后，心向我们，他把敌人的行动及时汇报给我们，把假情况报告给敌人，他一次就写几十张“平安无事”的条子，不管有什么情况都送给敌人一张“平安无事”的纸条，弄得敌人不知真假。当他弄清板桥伪乡长胡宝玉表现情况和他的行动踪迹后，征得区委同意，由他领着尚中和孟宪芝夜间摸到胡宝玉家，向他征粮征款。胡宝玉家与板桥敌据点，只十几米之隔，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共产党会夜间到他家，把他吓得打拱作揖，连连答应保证照办。他哪里知道，这都是他们花钱雇佣的情报员提供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