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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未有单独的程序法，将程序法和实体法混淆为一。民事案件诉讼中口诉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到衙署击鼓鸣冤；再是拦知县所坐之轿，喊冤告状。全部诉讼由县官单方解决，施行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指名逼供作为法定证据。知县于大堂亲审，被告、原告均跪审，堂下陈列刑具。刑罚沿用五刑：笞、杖、徒、流、死，死刑包括斩刑和绞刑。
  民国时期，按国民党六法全书，诉讼程序繁琐，对有钱能请律师者，可任其玩弄法律条文。法官有自由取舍证据以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权力。经常是实施法外之法，滥施法外之刑。这一时期渐由法院开庭审判。跪审和堂下刑具摆设取消，而重刑具施用仍未废止。刑罚有徒、役、罚、枪毙等。
  人民法院成立后，刑事审判中采取公开审判制度，允许群众发言和被害人控诉，并邀请各界人士陪审，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击偷盗等刑事犯罪，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秩序。
  1950年11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刑事审判采取携卷下乡，就地审理的办法，吸收人民参加审讯，讨论量刑。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一批恶霸地主、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和伺机破坏捣乱的特务分子。1951年审结刑事案549件，其中反革命案件399件。1952年，法院进行司法改革，克服旧观念和旧的审判作风，改变“坐堂问案”，实行巡回审判制，并严禁刑讯逼供。1955年，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法院全面实行陪审合议、公开审判、辩护等制度，凡属陪审案件，一般当庭口头宣判。当年审结刑事案件233件。
  “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被“砸烂”，1968年，法院被“军事管制”，刑事案件由“军管会”下设的审理组负责审理，审判取消了陪审、合议、辩护等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和上诉权。
  1978年以后，法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79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发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刑事法规和审判程序。使法院独立审判权得以真正实施。1979年至1980年，县法院对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审判的388件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宣告无罪的135件，免于刑事处分的16件，减轻刑罚的46件。
  1983年，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法院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贯彻“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从1983年开始连续3年打3个战役，展开“严打”斗争。在这3个战役中共审结刑事案件259件，329个罪犯，其中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氓、强奸、抢劫等7类案件94件123个罪犯。经过这次严打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明显好转。1989年审结刑事案件77件，判处罪犯86名。其中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氓、强奸、抢劫、放火等7类案件17件，判处罪犯31名，占判处全部罪犯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