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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的春节，大家过得祥和欢乐红红火火，接着又迎来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正月十五又叫“过小年”，只有过了正月十五的小年，欢度新春佳节才算结束。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史载汉武帝时，汉室祭祀一个名为“泰一”的神明。据说“泰一”在天神中最为尊贵，地位在五帝之上，早在战国时期即已被人敬祀。宋玉《高唐赋》中就有“醮诸神，礼泰一”的记载。汉武帝祭祀时，对五帝仅长揖而已，独对“泰一”神则虔诚跪拜。常祭之外，以正月十五祭祀“泰一”最为隆重。自黄昏开始，通宵达旦，灯光辉煌。泰一神即在盛大的灯火中享受人间的香烟，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南北朝时期，宫廷中即盛行观灯。迷醉歌舞的陈后主，有咏上元观灯诗结世。隋朝始年，隋文帝杨坚因战祸连年，民不聊生，为了恢复经济，实行了禁止元宵的政令。但到了隋炀帝杨广则反其道而行，大兴元宵庆典活动。能诗的隋杨帝亦有《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歌咏元夕观灯：“灯树千光照，花树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在成群的妃嫔簇拥之下，登楼赏灯，自是喜悦异常，所以诗句中开心得意之情溢于言外。
  唐代国力强大，社会富庶，又非隋朝所比，这就给礼俗、娱乐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遂出现了元宵节的空前盛况。据《朝野合载》记载：玄宗开元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于京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长安年少女妇千余人，于灯轮下踏歌三日，欢乐之极，未始有之”。《明皇杂录》记载，玄宗在东都，适逢正月十五日，至夜，“移仪上阳宫，大陈灯影，设灯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但如此豪奢，并不能满足这位风流天子享乐的欲望。恰巧此时有一南方工匠毛顺，善于巧思创新，他结灯楼广达“二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其灯为龙凤虎豹之状”，似飞翔腾跃，栩栩如生。这灯楼真是运思新奇，制作精巧，为前所未有。
  宋代元宵节不仅放灯时间延长，而且观灯之俗比唐代更盛，灯笼的制作也比唐代更为豪华。《东京梦毕录》对此叙述甚详，为了元宵节大放花灯，大内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统缚山棚，立木正对室优接，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在棚上张灯结彩，叠成山形，谓之“灯山”。点燃之后，万盏明灯大放光华，“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灯山上画有神仙故事“灯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工匠们先用辘轱把水绞送到灯山高处，贮于水柜中，按时输水，承即通过佛之手臂喷涌而上，彩灯辉映，飞流直下，晶莹绚丽，如七色霓虹飞舞。
  到了明代，元宵节的节期又增至10天。自初八至十七夜，昼为市，夜为灯，蔚为壮观。《明会典》记载：永乐七年诏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百官赐假10天，欢度佳节，节日娱乐活动也非常热闹。《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云：“有社火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闹彻旦。”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对元宵节活动全盘接受，但节期较明代为短。据载：清代是“自十三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之正灯耳。”所谓“正灯”，即放灯的五夜中，上有十五夜才算正节放灯。最初的那天叫“试灯”，最末的一天叫“残灯”、“闹灯”。每至灯节，内适逢宴，放烟火，市肆张灯。“各色灯彩多以纱、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清代的烟火继承了明代，但花样更加繁多，竞巧斗奇，韵致别出，如盒子、花盒、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透莲、金盘落月、葡萄、旗火、五鬼闹判等，难以尽数。每至元宵节无分贵贱，纷纷走出家门，观赏烟火。此时大街上“火树银花百尺高”，“春灯处处斗繁华”，丝竹喧沸，车马轰阗。
  元宵节是一个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近现代以至当今的中国，其张灯放烟火等节俗活动仍然相当盛行。每至节日无论城乡，人们都张灯结彩，观灯游赏。花灯的造型更新颖别致，岁岁不同；烟火的种类也更多，施放时堪称奇观。更为突出的是城乡的民俗耍狮子、舞龙灯、踩高跷等，串街走巷，锣鼓喧天，观者填街塞巷，即使海外华人也照样搬至海外各国，盛行不衰。元宵节是中国的狂欢节，这个挂在历史年轮上的红灯笼永放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