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这里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由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组成的革命社团旧址。当年，院内北屋是“觉悟社”成员经常活动的地方。周恩来同志是觉悟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我的家和我求学的小学、中学皆在觉悟社附近。小时候虽然天天在它身边过来过去，但对其茫然无知；随着自己的成长，便逐渐加深了对“觉悟社”的了解：
  华北沦陷时期，我上小学四年级，国术课最让人感兴趣，因为可以舞刀弄棒，踢脚打拳。教师是个形意拳武师，绰号“郭大肚子”。国术本是国粹，可是这位教师却是个卖国贼，上课要讲“武士道”，口头不离“日本好”……同学们反感透了，爱跟他捣乱，郭大肚子就伺机报复。他借练“八段锦”为名，那骑马蹲裆式非站到一遛儿摔倒为止；练棍时从身后瞅冷子踢你后腿，叫你来个“老头钻被窝”！
  不过孩子们还是学了几手招式。一天，我们五个小同学下了课到宙纬路二马路书铺去借小人书。二纬路是个半截子路，北头延伸到宙纬路就不通了，靠近路的尾端车少人稀很清静。我们低头翻书边走边看，已经看入迷了，忽然听到走在最后个头儿最矮的高铭勋的尖叫声……猛回头一看，原来是几个日本孩子“叽里咕噜”正从他手里抢小人书哩？！这下子惹得我们无名火起：“上！形意拳！”呼啦一下子揪打起来。看来手底下有几招还是管用，一会儿日本小学生鼻歪眼肿，哇哇大叫：“八格牙路！”我们也不含糊，这一架从宙纬路打到宇纬路。冷孤丁，从一家大红门里窜出几个日本人来。我们一看不好，边跑边喊：“快钻胡同！”就这样气喘吁吁地跑回家。爷爷没有责怪我，他深明大义地说：“日本欺侮咱们，就要有爱国志士为打倒列强流血牺牲！可叹中国人一盘散沙，你们小孩子也要知道什么叫气节！？”这时我才有些明白了，为什么爷爷辞退铁路工作，坚决不给日本人干的道理了！
  对家门口“觉悟社”的进一步了解，还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在市立商科职业学校上初中。这一年学潮迭起，一天学校把大门上了锁不让学生出校门，原来街上正是北洋、南开的大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商校高年级的同学们，有不少跳墙头跑出去参加游行队伍。训育主任在大呼小叫，扬言“谁去游行回来就开除谁！”等我回到家就听爷爷说：“学生闹事由来已久。我年青时，这三戒里就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从此，我眼里的这套小院就变得神秘起来。
  天津解放不久，干爷来找爷爷商量事情。原来干爷平津战役时，被围困在北平，商店倒闭，战乱惶恐，信息中断；心中郁闷难耐，踽踽独行在前门大街上。孰不知竟然被有轨电车撞倒，轧掉了五个脚趾。平津解放后，他回天津赋闲，生活无着十分愁苦。他想给当年在南开的同窗周恩来总理写信求援，但又顾虑重重，怕地位相差悬殊，周恩来国事大任在身、日理万机，还能记起咱这小小百姓么？爷爷说：“试一试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啦！”干爷以忐忑的心情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信直寄政务院。谁也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干爷居然喜孜孜地拿着一封信给爷爷看，我也凑过前去瞧热闹。因为来信是毛笔字，红条竖格，抬头写着：“墨卿学兄台鉴……”其他字迹我早已印象模糊了，但意思还记得，是安排干爷到政协搞文史资料的工作。干爷激动地说：“这是翔宇的亲笔信啊！”爷爷感慨地说：“周总理不忘故人！”
  那天，干爷拖着那半只脚一瘸一拐地领着我从律纬路家里出来，沿着三马路到三戒里觉悟社旧址门前。老人为我讲述了“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天津的革命活动……这年我14岁，少年初懂事，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他的人格的魅力以及感人肺腑的同情心，使我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热爱……
  1979年的春天，我参加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回津后，根据周总理等人青年时期在津革命活动事迹，完成了长诗《觉悟花》的创作。回首往事，匆匆百年过去了，但一脉相承的革命脚步没有停顿，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照耀下，“觉悟”花开遍神州，它仍在昭示着后人为振兴中华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