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图书馆

生活如歌，正因为它抑扬顿挫，才变得婉转动人。
  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轰鸣时，我正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紧紧连在了一起。如果说共和国是大海，我就是大海中的一滴小水珠儿。
  幼年的记忆虽然仅是片断，然而这些人生镜头的回放，给我的印象是：那是一个每天都有好消息，人人情绪都很高，蓬蓬勃勃，奋发向上的年代。
  1961年，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升入一所重点中学。初中三年，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前列，刚满十五岁就加入了向往已久的共青团，且从小学时参加的乒乓球业余训练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在1964年2月举行的全国21个城市女子少年乒乓球比赛中，我所代表的团体获得了亚军，单打比赛我获得第三名。那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诞生十五年，却已能和世界上少数最强大的国家在领先的核武器上对话，我们兴奋，我们歌唱，我们扬眉吐气！
  后来，这和平建设生活被打破了。我选择了和大多数“老三届”同学一样，离开城市“上山下乡”。我插队的乌兰察布盟杜尔伯特草原在大青山北麓，它的最北部已到了边境，那里的牧民有的一辈子连旗府都没去过。
  我们自己和泥脱坯盖房，倒背着初生羊羔在大风雪中放牧羊群；从冬天到井台破冰挑水，到酷日下在菜地里流汗锄草，当我把这些干过的活儿作为磨炼意志来回忆时，感觉获益匪浅。
  一日，我刚放羊归来，独坐在蒙古包歇息。一骑飞马送来公社的通知，让我到旗里去参加乒乓球集训。但当我正准备启行时却突生变故，比赛取消。后来才知道这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的缘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能在自治区乒坛亮相，我却被铁路局所看中，后来铁路到牧区招工时打着特招的名义“戴帽儿”给了我们公社一个指标。
  不久，“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让停止招生多年的大学敞开了校门，我又凭着那点特长跻身天津体育学院。毕业时学校曾有意留我任教，清华大学兴起的“社来社去”，又让我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直到1978年，国家、家庭和我个人的命运才有了根本的改变。那一年，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一年，我父亲平反有望；那一年，我调回天津结束“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并且生了女儿。
  女儿和我一样，生在中国命运的转折年。
  女儿的成长过程折射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由于我们夫妻都当过知青，在物质生活上起步晚、起点低，女儿小时候一般不讲究穿戴，以至于有一次在幼儿园，遇到外宾参观，老师不得不从别的小朋友身上“借”一件给她。而现在，我常责备她好多衣服还没怎么穿过就想淘汰了。记得我生她坐月子的时候，还没有农贸市场，亲戚在城乡结合部一个比较大胆的农民手里买了几条鲫鱼，我的老父亲高兴地亲自骑车给我送来；而现在，我家养了一个被称为“咪儿子”的小猫，常为吃腻了小鲫鱼受到呵斥。
  女儿上大学了，她爸爸说她是我家第一个受过正规完整教育的大学生，她的爷爷、姥爷都因为做了职业革命者未能读完大学；而她的爸爸、叔叔都是未上完高中、初中，恢复高考后直接上了大学的，均属非常。至于我，我已经当过‘工农兵学员’，虽然没学过什么却失去了重新参加高考的资格。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爱用“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化，别的不说，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熟人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也已不少，而我，从没有动过到国外去“闯世界”的念头。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政法战线的普通一兵，但我以点滴的劳动在为共和国的法制大厦添砖加瓦，能够这样做我已感到很幸福、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