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年画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大都用于新的一年来临时装饰居住环境,以祈福迎新和营造喜庆、吉祥的气氛。传统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制作，画面线条古朴、色彩鲜明，节日气氛浓郁，画面情趣盎然。千百年来，每逢新春来临，张贴年画几乎覆盖了从南到北的所有中国家庭，甚至包括皇宫大内。
  年画的最初形式是由画家手绘，直到唐宋还是如此；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市井文化异军突起,手绘年画已不能满足社会需
  求；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渐成熟，木版年画遂应运而生。
  最初的木版年画尚无套版技术，只有墨线，色彩部分需要手工镇绘，制作中心是河南的朱仙镇，后来发展到苏州的桃花坞，四川的绵竹，广东的佛山；元明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全线通航，又进入北方的山东潍坊、高密，以及天津城西的杨柳青。
  一、大运河带给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独特优势
  杨柳青在天津城西20公里，地处南运河畔，子牙河南，是一座水木明瑟的古镇；周围遍地垂柳，每值初春，河水荡漾，柳树发华，颇具江南水乡风貌，因而远近闻名。
  关于杨柳青年画的产生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出现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但也有人认为杨柳青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传说当时有一名掌握雕版技艺的民间艺人来杨柳青避难，逢年过节刻些门神、灶王之类赖以谋生，生意兴隆，以致村民争相模仿。
  客观原因是，杨柳青出产木质细腻坚硬杜梨木，特别适合画版雕刻，不仅本地居民、就连外地人也都先后迁入杨柳青，从事木版年画的刻印和经营。由于受到纸张和颜料的限制，最初的木版年画不过是在黄色的土纸上，用木版刷印墨线或朱线而已。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时，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每年要有五、六百万石漕粮经直沽运抵北京。为减少漕运投入，朝廷准许漕船上的运军附载南北方的土特产品，免征税钞，这样，每年至少有200万石以上的土特产品通过运河北上或南下，于是运河成为变相的商路，漕船和运军也就成了变相的商队。南方生产的各色纸张、笔墨、颜料得以运进杨柳青，促进了杨柳青年画由单色向彩色的发展。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就是杨柳青靠近北京。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文化古都，雕版印刷技术发达，善于雕版技术人员较多，随着大运河的贯通，自然也带动了雕版技工和技艺和样式的流动。杨柳青有雕版的技艺基础，有雕版技艺人员的发展空间，这种技术环境的优势，为杨柳青年画雕版技艺的发展，提供了他处无法比拟的条件。
  不少研究者认为，杨柳青年画源于苏州的桃花坞。这是因为杨柳青靠近大运河，得以在桃花坞年画制作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即便如此，杨柳青仍然有着自身的地缘优势，这就是在大的文化环境影响下，杨柳青年画没有受到桃花坞传统套印模式的限制，而是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即制作方法上的半印半画，即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印在纸上，经过两三次的单色套版，再用彩色填绘，既保持了版画的刀法韵味，又增加了绘画的笔触色调，使木版年画开始脱离了原始的呆板和单调状态，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在全国的年画制作技艺中独具一格。
  二、全国唯一进入首都制作和进入宫廷的年画
  京杭大运河不但为杨柳青带来了独特的技术优势，还为杨柳青带来了独特的制作技术优势和经营资质优势。
  从清代中叶开始，杨柳青年画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首都北京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也因此成为杨柳青年画的最大的销售市场，所以那些著名的大画庄先后在北京建立了生产车间。据调查，使杨柳青年画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并起到奠基作用的，有两大画庄，这就是戴廉增和齐健隆。
  戴廉增的先人于明代永乐年间自江南沿运河北上，到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经过几百年的悉心经营，生产规模已极为宏阔。为方便年画制作以及存储由苏州等地采购的颜料纸张，沿运河修建了11所大的四合院用为年画作坊，内有石碾、石磨以研制颜料，自行调配的各色颜料分别储存在100多口大缸内。乾隆后期，戴廉增画庄沿运河进入北京，建立分店，就地生产年画，兼营灯画、扇画及文房四宝，还特制金贡笺，专供皇宫内府使用。
  齐健隆先人于康熙年间自山东沿运河来到杨柳青，初以裱画为业，后与戴廉增结为亲家。1815年（嘉庆十九年）开办了齐健隆画店，齐氏精于画艺，尤善“揭白传影”，即为人物写真，为死者绘影。店面的规模虽稍逊于戴廉增，但产品之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套色一项即可达20余版，而且画面细腻，人物传神。到嘉庆末年，也在北京建立了分店。
  另有杨柳青南乡南赵庄的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三兄弟，合资在北京开设义成永画店，规模很大，产品精美。当年，北京各大城门楼张贴的巨幅门神，全部出自义成永。由于门神幅大，需要拼接，从雕刻画版到印绘成品，义成永均能做到天衣无缝，堪称一绝。除此之外，杨柳青在北京开设的年画店尚有忠兴、三益斋等十余家。
  清代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入关前的满族以渔猎为生，进入新春是一年渔猎活动的开始，因此对于祈福全年吉利的新正春节特别重视。入关后这种习俗也带到了关内，每到新春，上自宫廷、下到王府都要布置一新。清代中叶以后，随着杨柳青年画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些技术高超、构图精美、色彩鲜艳、具有喜庆吉利内涵杨柳青年画，成为皇宫大内、王府乃至达官贵人布置环境的最佳选择，结果使杨柳青年画成为全国唯一一种有水平、有资质进入宫廷的木版彩绘年画。
  三、全国唯一有著名文人画家参与创作的年画
  杨柳青年画在北京开设作坊以及在北京市场的畅销，标志着年画的用户层次不断提高，最终成为了御用的贡品。在这样的市场下，倒逼杨柳青年画制作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平，创新发展。
  当年的北京与今天一样，人才聚集，人文荟萃，一批“北漂”的文人画家为谋生糊口，在画店店主的招徕下，开始为杨柳青年画创作和提供画稿，从此文人画家、其中不乏名家竞相加入到杨柳青年画的画师队伍中来，为杨柳青年画的精细制作，提高质量，向传统的中国画创新发展，提供了他处没有的新生力量。
  另一方面，杨柳青一些技艺精湛的画师也因年画的进入宫廷而声名日隆，于是奉旨进入皇家画院“如意馆”当差，如杨柳青著名画师高桐轩，就曾经到宫里给慈禧画过写真。当年，如意馆内聚集了许多著名画师，通过耳濡目染，使原本画艺精湛的杨柳青年画画师的技艺水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与此同时，一批有影响的江南地区著名画家，有的从如意馆出来后受聘来到杨柳青，有的径直受聘来到杨柳青，聘期往往长达十余年，他们为杨柳青年画创作了很多不同题材的画稿，为年画创作带来了独特的高雅气息，大大提升了杨柳青年画的艺术水平和审美情趣。如上海著名海派画家钱慧安，于光绪中叶来到杨柳青，服务于齐健隆等画店，创作出著名的画稿《南村访友》、《风尘三侠》、《桃园问津》、《钟馗嫁妹》以及红楼故事《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等，使杨柳青年画的题材和制作水平迈上了新台阶。江苏画家吴友如长期在上海为《点石斋画报》进行创作，来到杨柳青后，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年画中，为丰富杨柳青年画的内容创作带来了新的思潮。此外，浙江籍海派画家朱梦庐，江苏画家尹铨等，对杨柳青年画的创新发展，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到了清代乾隆、光绪年间，杨柳青年画由于有了一批文人画家的“加盟”，精心制作的那些精品“细活儿”，无论创作水平或印制水平，不但传承了传统工笔画的风格，保持了构图严谨、描摹传神的特点，而且脱离了一般年画的“匠气”，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构图水平最高，制作最精致，画面最唯美的境界。这些，都是他处木版彩绘年画望尘莫及的。
  四、全国唯一传播范围最广的年画
  文明，总是伴着水的源流而诞生、发展和传播的，举世闻名的杨柳青年画亦是如此。
  杨柳青年画是中国民间版画艺术的瑰宝。几百年来，为人们的除旧迎新和日常生活增添了无数的喜庆与欢乐，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即便是在今天，欣赏和读取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时，仍会使人感到其中充满着值得回味的鲜活场景。
  由于杨柳青地处海河水系的，附近河流纵横，水陆交通发达；又因京杭大运河的关系，使所产年画得以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漂洋过海，销往海外。至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以及俄、日、德、法、英、美、澳等国，均藏有杨柳青年画的精品画作。
  有人统计，杨柳青年画的全盛时期，全镇操此业的多达三四十家，从业者四五千人。著名的戴廉增画店，平时有家族从业人员近百人，雇工200余人，聘有名师专事创作画稿，从事雕版印刷、手绘、装裱的住店画师也有上百人；后来业务扩展，又建立了美丽和廉增利两家分号，并将年画运抵奉天（沈阳）批发，嗣后在归化（呼和浩特）建立分号。自乾隆至光绪年间，戴廉增共建画店19处，一举成为北方画业的巨擘。
  另一家著名的画店齐健隆的生产规模也不小，杨柳青镇有齐健隆胡同，胡同里均为齐家作坊，雇有画师及雇工250多人，各种工序齐全、配套，是杨柳青年画的第二大作坊。后来也因业务量过大，分别成立了惠隆与健惠隆两家分号，在丰润县东丰台建立分店，也在奉天设庄批发。
  即便如此，由于年画销量的迅猛增加，各家画坊感到难以承受费时费力的着色工序，于是便将这道工序分散到南乡36村进行加工，一时间杨柳青附近出现了“家家点染，户户丹青”壮观局面。
  当年，杨柳青年画的“粉本”（画样）至少有几千种。到了清代中后期，仅戴廉增画店，一家一年生产的年画就达2000件，每件500张，高达一百万幅。由于南运河从杨柳青穿过，从而为杨柳青年画的外运、批发提供了有利条件。每年秋后为杨柳青年画的销售旺期，大批年画通过大运河进入海河流域的其他河道。杨柳青的各色各档年画，不仅销售到直隶、山东、河南，安徽，还远销到山西、陕西、东北和蒙古地区，遂使杨柳青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年画生产和集散市场。
  占有如此广泛的销售区域，保有这样巨大的销售量，可以说，全国的木版彩绘年画生产基地中没有一处可与杨柳青相比。
  五、全国唯一快速跟进时尚的年画
  天津曾是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开放城市，杨柳青距天津不过40里之遥，滔滔的运河之水，不但滋养了杨柳青人的天才和灵感，而且能使他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着城市的发展，注视着时代的变迁，聆听和反映城市的近代文明，并勾画出令人难忘的时代气息，最终使杨柳青年画成为全国唯一内容不断发展并能够快速跟进时尚的木版彩绘年画。
  19世纪末的天津，在北方各通商各埠中已是天翻地覆，头角峥嵘。齐建隆的一幅《天津图》年画跋语说：“天津府城，自昔即为各省仕商荟萃之区。中外互市以来，建设通商口岸，督宪亦行辕移住。交涉日繁，商贾云集；近益增建洋楼，电线、铁路、火车次第创办，倍形热闹。凡足迹未履是地者，不免兴一览为快之思。兹特绘此图，以备卧游之助焉”。
  天津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铁路的城市。杨柳青年画《铁道火轮车》，忠实记录了天津通车伊始，火车站内贩夫走卒、华洋杂处，车厢里满载乘客，车头由洋人司机、添煤，以及站外中外建筑并立的场景。
  自行车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于19世纪末进入天津。《新刻天津紫竹林跑自行车》的画面中，两辆自行车上有三名中国青年男女表演双人和单人车技，中外观众齐声喝彩，叹为奇观，生动反映出天津人对于外来新鲜事物接受程度和速度，以及对车技的创新的贡献。
  1905年清王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各级和各类学堂纷纷建立。《女学堂演武》集中表现出女学堂把军事训练纳入正式课程、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情形。画面中的学堂女生英姿飒爽，不让须眉，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婚礼的繁文缛节，在华洋杂处的天津率先出现了改革，香车宝马开始取代花轿和仪仗，并成为时尚。《文明娶亲》中的婚礼马车与迎新花轿并存，如实地表现出传统婚俗逐步迈向现代的演进过程。正如画面所写：“改良维新去娶亲，香车彩轿对迎门。从今文明成婚礼，富贵荣华满门庭。”
  杨柳青年画的快速跟进时尚，是处于近代社会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对于当代内容的表达和提炼；在艺术史领域，则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产生力的转型，以及中华民族对于新文化的包容与感悟。
  500多年来，杨柳青木版彩绘年画的产生和发展，与运河文化关系至为密切。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杨柳青年画的研究和价值认同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杨柳青年画在中国年画史上究竟占有怎样一种特殊的位置，目前尚缺乏站在全阈视角下进行全面、综合的考量与定位。
  滔滔的运河之水，会不断诱发人们灵感，会使人们顿悟哲理，然后寻迹溯源，并进行永无终极的追求。本文远未达到这样的要求，只不过是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稍微作了一些不成熟的思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