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学生运动的巨浪，使国内外敌人十分害怕。国民党反动政府匆匆下令各学校提前放暑假，并指使北洋大学等学校无理开除进步学生，调动军警、特务包围南开中学等学校，到处搜捕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反动派的镇压，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
  针对当时的情况，市委对暑假期间的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及时做出了安排。市委明确提出，要巩固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斗争阵地，同时要求学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利用暑假走向社会，到工农群众中深入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继续沿着同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前进。根据市委指示，市学联于6月中旬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成立了由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的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7个学校，内有女子中学2个，每个学校3至8人不等，决定利用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合法的形式，结合文化教育，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进一步扩大爱国阵线。这一号召，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选择市郊的王兰庄、小园和姜井等村庄（一种说法为4个村，有大蒋庄）作为开展乡村义务教育的活动地点，并作了具体分工。
  王兰庄“义教”点：负责人是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张多疆（丁仲文）。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北洋大学的刘讷、于奇、傅景洪（傅江）、孙景芳、王从善、林心贤、张沛（童铣）、曲珪田（曲介甫）、陈尧德（陈志远）、徐瑞恩（徐达本）、黄沙、朱光天；法商学院的郝金贵；三八女中的徐克壮（徐克立）、刘岫珊（田冀）、王爱贞（薛明）等。
  小园“义教”点：负责人是南开中学的吴祖贻。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程人士（程宏毅）、霍世章；法商学院的阮务德；女子师范的王玉玲（安琳）；南开中学的王桐（陈涛）；扶轮中学的张琪（杜文敏）；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
  姜井“义教”点：负责人是汇文中学的马毓臻（纪波）。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女子师范的吕贤棻（于瑞英）；中西女中的杨钧、杨若余；觉民中学的杨希龄；汇文中学的张文展等。
  参加“义教”工作的还有丁一岚、庄致等。
  当时，学生们到农村参加“义教”，首先要有一颗为革命而奋斗的决心，要有不怕艰难困苦的自我牺牲精神。许多学生都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各种实际困难，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有的四处募捐，筹措经费。刘岫珊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援“义教”。杨若余通过她父亲，并发动父亲的同事们捐款25元钱，做为参加“义教”同学的生活费。市学联委派程人士、秦雨屏等紧密结合形势编写新教材。新教材分社会常识、时事常识、救国知识、国文读本、国耻小史等部分。由叶笃庄开设的知识书店代为印刷，由中西女中民先队员杨钧、杨若余、刘嘉臻等装订成册，分发到各个义教点。
  学生们进村后，开始是办夜校，附设妇女和儿童识字班。由于农民们不了解学生，把他们当“外来人”，只是叫小孩来学唱歌，大人在旁看热闹。后来通过做工作，彼此了解了，参加的农民才逐渐多了起来。各校的学生人数不等，约40至70人。在王兰庄、小园村还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在小园村，安琳办的妇女识字班，吸引了很多青年妇女，这在当时封建势力统治着的农村，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义教”工作的局面打开了，学生们结合人们熟知的事例，讲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天津怎样收买便衣队搞暴乱，以及日本人走私的危害等等。在姜井村，学生们还用算帐的方法，向群众讲述日本侵略者压价收购农民的棉花，然后又高价在中国市场倾销布匹，并且不纳关税，变着法的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的罪恶。同时，还向广大村民介绍了惊心动魄的海河浮尸案，控诉了日本侵略者操纵汉奸制造暴乱事件的罪行。通过这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的事实，激起了群众的满腔怒火。一些青壮年农民表示：“和日本鬼子干，我也算一个！”通过教唱革命歌曲，激发了农民的爱国热情，许多农民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抗日打牙牌歌》等歌曲。在各义教点及附近村庄，经常响起嘹亮的歌声，这歌声唤起了农民的觉悟，震荡着农村大地！直到现在，王兰庄、姜井、小园等村一些六七十岁的农民还不时唱这些歌曲。王兰庄郭金伦老大爷能唱出近20首歌曲；教农民识字紧密结合抗日救亡宣传，在识字班上教汉字，也教拉丁文，以便让农民尽快掌握阅读工具，讲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等简单的社会科学常识，宣传爱国思想。如教妇女学念“乡间的妇女们也应当抗日救国”等，既学会念，也懂得了道理。各“义教”点除照例的工作外，还主持筹办乡民大会，在会上有乡民讲话，有学生们唱歌和演剧。此外，每周出壁报一次，用浅明的文字和图画，告诉农民一些时事知识，对不识字的，则由学生们解释给农民听。参加“义教”的同学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先后在各个“义教”点和附近村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学生，在“民先”队员的带动下，经常自编自演抗日救亡短剧，并请了市里的青玲剧团、八一救亡剧团来演出。每次演出，农民们都踊跃观看，有时达数百人，台上台下高呼抗日口号，气氛非常热烈。
  学生们教识字，教唱歌，讲演和演剧，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了“农民大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园”的号召，这个号召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赞同。农民和学生朝夕相处，逐步加深了了解，也就向学生倾吐积压在心里多年的血泪苦情。例如，王兰庄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佃农，地瘠租重，生活困苦不堪，为了活命，大都熬硝盐卖，这在旧社会是犯“法”的，一经查获，就要遭到毒打和罚款，农民饱受欺凌，蕴育着极大的反抗情绪。特别是一些青年农民，接受革命道理快，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表示极大的愤慨，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刘振奎、何文彬、郭金伦等人。他们和学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一次，市里的剧团来演出，在蔡台村受到警察的阻挠，王兰庄的青年群众和学生们一起，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警察们同意演出。参加“义演”的同学们对贫苦农民的困境十分同情，通过个别座谈，启发农民组织起来，保护熬硝盐，同国民党保安队和盐警队进行斗争，还掀起了抵制日货及反走私活动。
  在短短的暑期里，“义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三个义教点，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播下了革命种子，为近郊农民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在农村建党做了思想准备。天津学生到农村进行“义教”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同年8月30日，上海《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主编）第一卷第十三号刊登了天津学生暑期到王兰庄等农村进行“义教”活动的6幅照片。这些照片成为反映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8月底，市内各学校陆续开学，同学们和农民依依惜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村，但“义教”工作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