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1.复员回津
  昆明八年之久的联大生活结束了。根据国民党行政院南大国立十年的决议，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复员工作积极进行。
  南大筹各复员，早在扰战结束前业已开始。一九四四年夏，在昆明的南大教职员就应张伯苓之召赴渝商讨复校事宜。一九四五年五月，为考察教育，聘请师资，杨石先同清华大学刘仙洲。任之恭，北京大学张景岳等先后去美国。抗战胜利，黄钰生经张伯苓荐任天津教育局局长之职来津，接收敌产，并派伉乃如办理复校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收回八里台校舍，又接收敌设机关中日中学以及农场、综合运动场等。五月，南大开始迁返天津原址。
  一踏上长期眷恋萦怀的土地，看到的却是疮痍满目，一片荒涼。南开园历经日寇八年蹂躏破坏，到处野草丛生，断垣颓壁。木斋图书馆只剩下一堆瓦砾。秀山堂、第一、二宿舍连一点痕跡也没有了。幸存的房舍也面目皆非。昔日的定量分析实验室在日本占领时期改成了禁閉窒，化学研究所办公室被日本人改成了厨房、廁所。原来大中桥两旁的垂柳、小溪和校园中心的那个大哑铃式的湖，也已夷为平地。战前校园内的万株树木，全被砍伐。
  复校工作几乎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首先修建一些矮小的平房（东西柏树村）作为教授宿舍，又把六里台原日人设立的中日中学宿舍草加修缮，做为男生宿舍，并把芝琴楼、思源堂和日寇建筑的胜利楼也加以修理，分别作为女生宿含、教室和校部办公室。一九四六年八月，南大、北大、清华三校联合在昆明、重庆、上海、武汉、广州、北京和天津等七地招生。九月二十五日发榜，南大录取七十九人。二十七日转学生、研究生及先修班发榜。十月初，新生、复员生、保送生及北平临时大学拨来的学生开始报到。十月十七日举行南开大学复校开学典礼。教务长陈序经、秘书长黄钰生代表正在美国的张校长讲话。十一月初，南大三次招收新生。二十日开始上课，（全校学生1118人，已报到註册的500人）。
  复校后，设有四学院。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哲学教育四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银行会计、统计商业管理五系；工学院：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电机工程三系，共计十六系。由馮文潜、邱宗岳、陈序经、孟广喆等分任各学院院长。另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等研究机构。
  复校后，困难重重。虽然，当时广大师生一心想使南大更快发展，一些知名学者如卞之琳、肖采瑜以及高振衡等都从英、美来校任教。但由于蒋介石推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使教育事业奄奄一息。正如当时《大公报》所反映的：“家长愁学费，校长愁教职员待遇；大学生买不到课本，缺少实验器材，冬季没有煤烧”※，这正是南开大学的真实写照。
  经费问题从一开始就提了出来。联大复校经费三校共30亿（法币，下同），南大只得8亿。为解决复校经费问题，学校呈请教育部拨款23亿。但教育部偏私于派系，对南大诸般歧视，不肯照别的学校拨给费用，只给5亿，并且迟迟不发。为此情况，得发展教育，谈何容易？！当时图书、仪器都很短缺。《南大点滴》说：“图书馆业已开放，因书籍不多，同学时有僧多粥少之感。”※。再者，南大与天津中央医院合作，拟设南大医学院。筹备工作已经就绪，终因没有经费，而不了了之，只好束诸高閣。当时，校舍修复工作也进展緩慢学校包工者，索积欠亿元，催迫日急，校方限于经费，頗有难于应付之感，修建工程几陷停顿。愈到后来，经济景况愈是不佳，连維持现状也已非常勉强。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统计，仅有经费二万元（金元券下同）。学生经费截止一月二日尚亏二万多元。教育部电拨六十五万元作为一九四九年一至三月经费，但核算结果，专项款尚不足当时教职员应得待遇的三分之一。
  学校没有经费，师生员工生活贫困。教师工友薪佥多半賴于银行贷款。因之，学校秘书长被称为“借款专家”。薪金不能及时领到，物价又似脱韁之马一日数涨，当然领到后也就所买无几了。“长衫苦力”教课繁重，日无暇晷，更以困顿米盐，劳形于炊〓杂役。一九四八年教员一月薪金所得不足一人一月温飽，数口之家，朝不保夕，终日惶惶。甚至发生这年四月老校医李庭光为穷困所追跳六里台和平湖自杀。工友境况更惨。月薪多者二十三元，少者十元，伙食自理还不够半月或一周生活费用，学生也是每顿棒子窝头，白水菜湯，生活清苦，并且还要不时对着催繳各种费用的布告发愁，时刻受着断炊威胁既便家庭经济情况较好，也是一月繳费仅够半月之炊，所以，一九四六年底，申请公费人数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南开三日刊》也常有“吃饭第一，自费同学作活命呼呼！”、“吃饭难，自费同学债台高筑”之类的报道。法币：金元券的发“毛”，物价的一跳再跳，使许多同学在生活的煎熬下离开学校，坚持到底的往往也是毕业即失业，前途茫茫。有的毕业学生在壁报上写道：“想当年，初来时，也曾趾高气扬，少年英俊；到如今，将去也，只落得砂眠肺病，老气横秋”
  战乱的风云，生活的重负，使南大犹如未老先衰的病人，踯躅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南大国立，并非张伯苓本意。他是想借短期国立，使南大度过经济困难，然后重改私立，再谋发展。但年逾七十的张伯苓，已经力不从心，南大的事务过问越来越少。同时他对蒋介石也还抱有幻想。一九四七年六月，张伯苓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伪国大。这时，革命的形势突飞猛进。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就象一条破船在汹涌的海浪冲击下正在下沉。一九四八年五月，蒋介石为挽救敗亡，欺骗人民，装点其反动政府的门面，决定让张伯苓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长，不久，蒋又再电督促，并派卸职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飞北平催驾。张伯苓终于“一脚踏在臭掏里”投入反动陣营。十月一日离津赴任考试院长。隨即教育部长朱家骅任命正在美国的何廉为南开大学校长。
  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何廉抵校，因形势紧张，旋即“回南省亲”。由在一九四八年初回国的杨石先教务长代理校长。
  这已是即将黎明的时刻了。
  2.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
  （1）南大地下党及其对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
  南大复校后，正是中国革命进入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黑暗和光明正在进行历史性决战，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喷薄天际。一方面，美蒋反动派把它的全部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最后的垂死掙扎。另方面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最后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英勇战斗。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期。
  反动当局为了加强对南大的控制，随着复校派来了大批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分子，还有许多经国民党国防部保迭免费入学的人。他们在校内招搖嚣张，甚至佩戴武器，威胁师生，破坏学生运动。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民主革命传统，经受了昆明八年抗日反蒋斗争鍛炼的南大广大师生，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坚信这是黎明前的搏击，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广大师生满怀信心的投入到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斗争中去。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制定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进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依靠积极分子，团结广大中间群众，孤立反动势力。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公开斗争掩护秘密斗争，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积极开展反美反蒋运动”的斗争方针，并及时地通过各个系统和各条渠道，向南大輸送了一批党员和“民青”盟员，建立了南大地下党支部。刘庭芳（沙小泉）同志任书记，先后任支委的有张义哲、樊巧、李钧、郭玉棋、潘永年、胡美等人。上级党派余涤清同志领导南大支部工作。一九四七年秋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为组织党的第二线工作，上级党又派刘焱同志来南大。不久建立“中共南大特支”。刘焱任书记，先后任支委的有胡国定、钱州钧、孙克文、杨思复等人。上级党派黎智、李之楠、魏克同志領导“特支”工作，刘焱和沙小泉之闻建立了工作联系，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从一九四六年复校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 党员发展到近百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和“民联”（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发展到百数十人。还有校外其它系统发展和领导的党员王祖陶、魏宏运等（解放初关系转入总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建立南大党总支，下属四个分支？据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统计，除解放前陆续离校和到解放区去的以外，当时在校的党员尚有五十三人；“民青”一百二十五人，总计一百七十八人，占当时在校学生的百分之二十二。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天津学生运动中战斗最坚决，影响最广泛的一支主力军。
  在整个斗争中，地下党十分重视艰苦細致的群众工作，逐步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南大学生自治会是全体同学自己的组织，是党领导学生运动的一个公开合法的机构。自治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体学生大会或代表会。它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由21名理事组成。其中三人为常务理事。一切重大事情或行动一般通过它们决定和执行，因而自治会成了反动派和进步势力争夺的目标，每届自治会选举，就是一场争夺学运领导权的尖銳斗争。竞赛的方式多种多样。学校的每一条甬道两边的墙上都贴满数不清的竞选海报。大至几丈长的画象和标语，小至书签一样的传单，甚至往来于东院、南院之间的校车上，也贴有“请选某某同学”的红綠标语，竞选广告上写满了竞选人（或被推荐人）的能力、才干、抱负和理想。到竞选最后一天，还有竞选演说晚会。选举投票时，那些棍子（当时对反动党团特务学生的统称）常常制造怪票进行破坏，在造票上写：“自治会完全是共产党走狗，谁要被当选，谁就是共匪，第二批奸匪名单跑不了，哈哈……”、“中国的子孙都选毛泽东一票”等等，进行威胁恫嚇。反动分子的卑鄙伎俩，正是他们反动面目的自我暴露。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群众都鄙夷他们，所以除头两届自治会混进个別反动学生外，其他几届自治会均为进步学生掌握。先后当选自治会主要负贲人的有：杨堯田、陆道慈、张振刚、张法文、李钧、张琦芳、李恩泽、韩敬庸、徐洪烈、汪玉贵、李宗淼、王祖陶、谭桂荪、李国定、赵楷、陆昭、徐糜歧、李孤、吴公紹、左文成、杨用堯、李文英等人。党通过自治会中的党组，贯彻党的意图，把握斗争方向。通过自治会出面领导学生运动。党特别注意走群众路线，对罢课遊行等重大决定都是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宣传酝酿，一般先由部分社团或系级发动，而后学生自治会才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或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有些大的运动发动起来后，还另组领导机构，以分散敌人注意力，减少敌人对自治会的破坏。
  党联系群众的另一个纽带就是进步社团。它是学运的中坚，是党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方式。南大的社团活动非常活跃。先后成立的社团近百个，仅据1947年9月到1948年7月不完全统计，社团有70个，计壁报社31个，读书会6个，戏剧、歌唱、美术、团体4个，系会同学、同乡会14个等，其中绝大多数是党領导的进步社团，它团结联合着全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同学，只有极少数反动社团被反动党团特务分子杨继润、刘杰、吕恩、陈振宇等操纵控制。
  党特別强调对教师是职工的团结教育工作，曾先后派胡国定、刘立娜、朱竹英、杨思复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当局对学生运动主要采取疏导，虽不积极支持，也不处处对立。绝大部分教师已感到国民党没有前途，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许多人同情学生，有的公开支持学生运动。有些教师虽然暂处“中间路线”或钻入书丛中企图超然于血淋淋的现实之外，也是暂时的。绝大多数教师是爱国的。因此，团结广大教师，扩大统一战线，对推动反蒋反美斗争意义十分巨大。党组织通过教授会、讲助会。力进行团结教师的工作，广泛发动同学接近教师，关心他们的生活。对影响较大的教授，党还有计划的分配有关党员专门作他们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种帮助。许多教师，如杨石先、李广田、吴大任、肖采瑜、刘晉年、辛毓庄、滕維藻、张肇科、刘荣恩、周基堃、邢公畹等热情关心同学，在不同程度上赞助学生运动，护地下党同志，起了很好的作用。党还在教师中建立发展了党的组织，到解访时教师中党员、“民青”发展到十余人。
  党还推动职工建立职工会。通过“哲教学会”举办工友夜校和平民识宇班，推派杨思复、程德华、冉光秀、徐联仓、刘立华、黄宛等人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政治，对他们要求生活福利的斗争，给予同情和支援。经过考验逐步吸收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入党。到解放时职工中的党员、“民青”发展到十四人。
  此外，党还通过“哲教学会”组织同学深入八里台棚戶贫民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工人、城市贫民建立联系。
  党通过这些大量工作，增强了党在广大师生中的威望和影响，团结了广大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孤立了反动党团特务分子，推动了反蒋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
  （2）反蒋爱国运动的高涨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不顧全国人民的公意，凭籍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发动内战，全国人民怨声载道。人民解放军针锋相对，英勇抗击美蒋进攻，找争在全国各地激烈进行。南大地下党坚决执行“配合全国解放斗争进展，开展反美反蒋运动”的指示，团结师生员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斗争。
  ·反共抗暴·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圣诞节晚上，在北平东单附近发生美军绑架、奸汚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消息传出后，迅速在北平，在全国燃起了反美抗暴怒火。南大学生立即起来响应北平学生的斗争。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国立南开大学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并决议自三十日起罢课两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烈抗议美军暴行。上午十一时，南大自治会代表向正在維斯理堂讲道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交抗议书，要求就地严惩肇事凶犯，賠偿损失，撤退在华美军。三十日，全校罢课。晚八时，天津各大中学在南大六里台男生宿合举行联席会议，南大等十一单位为主席，由南大报告组织抗议美军暴行活动的筹备经过，一致通过，决定在全市展开大规模抗暴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竭力阻止破坏运动。天津市长杜建时大要欺骗手法，十二月三十日发表“告南开北洋同学书”，说什么政府正在交涉，““同学实已无罢课之必要，爱惜光阴，即时复课，以重学业”。校内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也以“天津学生正义联合会”名义向市内各报社发出油印“为美军无礼事件告全国同学书”和“告全国同胞书”，胡说“美兵的非法行动是他个人的行为，由其个人负责，与美国荣无关”，声言“在政府交涉过程中，严守崗位，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动派的卑劣伎俩，絲毫不能阻挡抗暴洪流滚滚向前。广大师生热烈支持反暴斗争，南大抗委会很快募捐扰暴经费3万多元？同学们省吃俭用节余的月末菜金近万元也全部交出为抗暴活动经费。三十一日上午，抗委会召开教授座谈会，得到广大教师的同情和支持。代理教务长刘晉年表示，对学生此次行动，校方无法干涉。下午，南大、北洋两校代表在六里台南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全市学生以南大、北洋为首分南北两路开始反美示威遊行。南大学生七百余人，佩戴符号，从八里台出发，在民园集合，经长沙路、南京道、綠牌电车道、罗斯福路、东马路、金湯桥、建国桥、万国桥、小白楼，沿途张贴中英文标语，散发传单，高唱反美暴行歌曲，用英语高呼：“美国佬滾出去”。南北两路遊行大军在天津市政府门前会合后，分头在伪市府门前向市民讲演，并向市长杜建时提出“就地严惩肇事美军”功等要求。杜正为外国使节举行元旦宴会，拒不出见。南大学生又直奔美军驻津司令部，行至老西开法国教堂附近，美宪兵吉普车橫穿队伍，撞六岁幼童。群情更如激憤，当即从汽车中揪出美军，严词抗议，并折返伪市政府抗议，恰值市府工役撕刷抗暴标语，它象一根燃烧的火柴投进了火药库，憤怒的学生冲入市府二楼。杜建时被追出见，学生代表陆昭等与杜建时展开面对面斗争。杜被追答应学生所提“指定美军撤退日”、“美国当局向中国道歉”等八項要求，并对市府总务处组织撕刷学生标语的科长人等记过、开除。当晚南大学生乘汽车胜利而归。
  抗暴斗争标志着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涨。它不仅在政治上严重打击了美蒋反动派，提高了群众觉悟，孤立了校内反动势力。同时，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一大批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南开园。
  进步社团形式很多。以壁报社团和艺术社团为主，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当时影响较大的壁报社团是《火社》，它是在南大最早以战斗姿态出现的綜合性壁报。主要成员有江德元、张义哲、史道钤等。
  其它还有《南雁社》·先后参加的主要成员有哈贵廉、胡公达、鄢绍春、唐果夫、徐威廉、何学贤等；
  《白河社》有郭兗坚、史连壁、王学林等；《生活社》有张怀武、朱今瑞、梁有根等。他们出版的壁报都以战斗的姿态评论国事，抨击美蒋，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贪污腐化的反动面目，宣传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有的还有文艺副刊，深受同学欢迎。
  艺术社团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南星合唱团》。主要成员先后有韩敬庸、李祖义、梁志英、宋学骞、张报安、李祖培、徐糜歧、聂运琨、潘少湖、陈颂康、陈文蔚等人，后来多达二百多人。除唱一些民歌外，主要是配合学运斗争，演唱些革命歌曲。如“茶馆小调”、“古怪歌”、“不要打”、“团结就是力量”、“好地方”、“光明赞”、“大家唱”都曾风行全市。它的歌声成了群众的声音，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唱要了爱国青年的吼声，在历次学运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它还种全市数十个大中学校建立联系，团结战斗，邦助和辅导他们成立歌詠团体，经常吸收一些工人。店员、职员参加活动，在全市影响很大。特别是它多次配合学运，以一百二十八的雄壮场面，用尺板、铜锣、笛子、大鼓、二胡为伴奏，演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显示了人民大众抗美反蒋如黄河怒吼般的愤怒情绪，博得了成千成万人的同情种热泪，使敌人闻风胆寒。
  《虹光》剧社 主要成员先后有：马建青、王万里、张庆元、方沉、张敏、胡大、胡育之、成桂文等人，以演出反内战独幕剧《凯旋》而出名，先后还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抓壮丁》、《白毛女》、《兄妹开荒》、《年关》、《松花江畔》和《夜店》等进步戏剧，并自编自演讽刺伪国大的《群丑图》，创造了塑象剧、朗诵剧等新形式，多次到校外公演，在反蒋运动中卓著成绩。
  《新诗社》主要成员先后有华遵汤、胡美、李国定、黄少梅、高光伟、何修华等人。诗人李广田教授和教师辛毓庄、邢公畹、张肇科等都曾参加活动。新诗社除了出版壁报，讨论名诗人的作品外，还常常讨论自己的习作，这些年青的诗人们经常在各种集会朗诵闻一多、艾青、田间、何其芳等人的革命诗歌。以诗的“投枪”种“匕首”打击敌人，鼓舞群众斗志，大长人民的威风，他们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出版诗生活丛刊：“那里在召唤”、“我们的圣经”和“打夯歌”三集，是当时天津唯一的诗刊。
  《文艺社》主要成员先后有徐洪烈、刘立娜、李之光、黄家本、袁克慎等人，是与新诗社齐名的文学社团。它强调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除了研究文艺作品和基本理论外，在假期里还经常请教授开文艺讲座，并出刊《普罗米修斯》文艺壁报，无论形式或內容都极严肃认真。
  《新诗社》和《文艺社》在一九四八年寿还联合召开了“文艺的方向”的讨论会，有师生一百多人参如，会议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南开新闻社》主要成员先后有汪玉贵、江德元、江德萍、杨用尧、李永钧、孟凡祺、花珍如、薛应祺、丛怀经、聂有根等人，它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恶毒歪曲宣传，把南大和天津学生的斗争情况报道给全国各大学，同时把全国各地学运情况介紹给天津。它不顾国民党的一再警告，克服印刷上重重困，先后铅印出版四开四版的《南开周刊》，《南开新闻》，每期数千份，发行全国各大学和本市所有大中学校等单位。后来迫于反动当局警告，各印刷馆不敢承印，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仍改油印坚持出版，每期秘密分寄各校，同时在校內又出壁报式《南开三日刊》，这些工作对推动学运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五·二〇”血案
  抗暴运动之后不久，一九四七年五、六月，全国又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轰轰烈烈爱国学生运动。由于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贪污腐化，橫征暴殓，物价飞涨，饿孚载道。被迫在饥餓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学生，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战斗口号。五月廿日，全国学生举行大示威，同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了尖锐斗争。南大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南大党组织通过各社团用大字报、壁报、报告、讨论、座谈、演戏，唱歌等方式，进行反內战宣传，提高群众觉悟。为加强团结，统一斗争步调，五月十六日在党领导下，成立了“社团联席会”，有十多个进步社团参加。先后被推举为负责人的有江德元、华遵汤、张怀武、胡公达、哈贵廉、唐果夫等人。五月十七日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会议决议“反对内战，实现政协决议”；“提高公教人员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增加学生公费名额，提高公费待遇”；“减轻捐稅田赋，缓征兵役，免除增购军粮”等五项要求，并决定自十八日起罢课三天，成立“反内战反饥饿行动委员会”以及参咖组织华北学联等。五月十八日晚，学生自治会和虹光剧社不顾特务“不准演出”的警告，在六里台空场搭台演出《凯旋》，事前作了充分对敌斗争的准备。观众有工人、学生、军人、市民，人山人海，一群拿着棍子的国民党特务伪装“伤兵”也乘机混入。当《凯旋》演至一兵士到一百姓家偷钢笔处，伪装伤兵的特务借口“有辱国军”窜上台去，殴打演员，破坏演出，并带走斋务课张课员和自治会代表张琦芳。观众极为愤慨。外文系助教周基堃愤然而起，向特务严词质问，自治会也当即提出抗议，特务的反动面目被当场揭穿。观众镇静自如。爱国学生没有派吓倒。第二天，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大会，一致决议五月二十日举行罢课游行。这天上午南大种南开中学同学，高举“反内战”、“反饥饿”的旗帜示威游行。大队走出校门通过六里台空场，剛到迪化道，便遭到预伏的二百多特务暴徒的突然袭击。他们堵住路口，一边叫骂一边喊打，砖头石头向学生狠狠砸来。男女同学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持说理斗争。但石头扔得更凶，枪声大作，暴徒一齐向学庄冲来，乘机逮捕同学，一时皮鞭、警棍、石头齐向同学打来。赵干、简正芳两同学血流不止，当场昏倒。广大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奋起英勇反击，抓获一名警察和一名警官，游行队伍随即退回学校。天津警备司令部立刻宣布戒严，数十卡车武装军警宪特荷枪实弹，包围南大。反动派这次暴行，捕去张法文等六位同学，打伤二十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五。二〇”血案。大公报报道：“学潮如火如茶，宛若‘五四’重演”。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广大教师的同情和支持。五月十九日60位教职员就联合签名“告全校同学书”，公开声明“对于你们这次反内战反讥饿运动，我们完全同情。我们认为你们所代表的是全中国广大人民内心中所共有的意见……我们愿意大家共同为和平民主而努力。”血案发生后，教授会立即派刘晋年、肖采瑜、张致远、庞景仁四教授慰问受伤学生。李广田看了受伤的同学愤的说：“此次学生运动比任何一次学生运动更自然，更代表广大人民的意见。谁不让我们反内战，谁就是是打内战”。滕维藻也说：“对于昨天所发生的事，先生们的心是是很沉重的。这事发坐后，我们感到同学们更可爱”。教师们纷纷捐款，慰问受伤同学。教授会二十一日向伪市府抗议，指斥反动当局的残暴行径，支持学生运动，校行政会议也向伪市政府提出质问。从此，特务学生威风扫地，在校内不敢公开活动。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乘着黑夜撕毀革命大字报，或者偷偷贴出他们的大字报。但一到清晨，由同学发现，就立即被批上“请看棍子又一杰作”的字条，成为反面教员。
  “五·二〇”血案的消息传出后，华北学联在北大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六月二日举行总罢课抗议，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纷纷打来电报声援，并收到各界群众包括国民党军人的数百封慰问信和千万元捐款。北京各大学和天津的一些学校纷纷罢课，支援南大学生。甚至香港达德学院和菲律宾华侨开合中学也打来慰问电。
  毛主席对“五·二〇”血案前后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五·二〇”以后，南大被军警宪特严密包围，校门外架起了机枪，但南大学生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继续战斗。五月二十五日，学生自治会为“五·二〇”血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内战、反饥饿。南开大学反内战反饥饿行动委员会印发《我们为什么反内战反饥饿？》传单，并以南大全体学生名义为六月二日总罢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致行动。同时，地下党组织同学到全市各大中学、部分工厂和街头迸行宣传，散发传单，在校内组织了一系列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在一次群众会上一致通过把南大北院膳厅命名为“民主厅”，六里台的湖为“和平湖”。学生们还请了章乃器、王芸生、滕维藻等人在“民主厅”讲演，又编演活报剧、秧歌剧以及“五·二〇那一天”等歌曲，经常演出。每天来校的全市各大中学生和各界观众挤满了民主厅。
  六月二日，是华北学生总罢课日。在这前一天，天津反动当局就发布戒严令，从八里台到六里台象乌鸦似的布满了军、警、宪、特，五十多辆架着机关枪的军车，拖着长烟慢慢腾腾地在校门前行驶，威胁恐吓，严防南大学生再度出动游行。六月二日，校外戒严更厉害。满载金副武装军警宪特的大卡车、小汽车、小吉普在校门前排成大队，架起机枪，囚车停在校门不远的地方。但白色恐怖压不住爱国学生心头的烈焰。他们在校内隆重举行了“死难于内战、饥饿及反内战军民烈士追悼会”。整个民王厅的墙壁挂满白纸、黑字镶有兰边的輓联标语，上面写着：“死于内战，死于饥饿，死不甘心，争取民主，争取到底！”、“不要用眼泪悼念死者，用生命去完成死者的任务。”追悼会是对敌人的强烈抗议，又是战斗誓师会，它鼓舞人们踏着烈士的血迹更加英勇的前进。
  “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是天津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坚持的时间很长，影响很大。它有力地配合解放军在金国各战场的胜利进军，沉重地冲击了蒋家王朝，显示了党的第二条战线的力量。通过实际的斗争，提高了群众觉悟，推动了许多中间状态的学生走上坚决反蒋的道路。进步社团得到大发展，经常参如活动的人达五、六百人，党的组织扩大一倍，并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同时，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从此特务学生在群众中更加孤立，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
  罢课期间，南大全校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反内战的宣传工作。出刊壁报一千张，标语二万条，传单六万份。南开大学成了天津市学生运动的中心。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校外学生、工人、店员、职员来达里呼吸自由空气——读解放区的书，唱解放区的歌，演解放区的戏。当时，在天津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南开园被誉为“天津的解放区”。
  ·反迫害争温饱·
  一九四七年七月，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的进行，蒋介石更濒临灭亡边綠。“这是蒋介石二十年来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蒋介石石为了维持他的垂死命运，进行疯狂挣扎，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及“勘乱总动员令”并大量减少教育经费，摧残文教事业，加紧迫害广大爱国人士。为此，在上级党的统一领导下，南大学生和平津大中学生一起又发动了自助助人的“助学”运动，解决了部分同学的生活困难，团结了厂大群众，加强了种各中学的联系，巩固了广大同学反蒋斗争的情绪，提高了党的威信。以后又进行了一连串抢救教育危机的斗争。
  同时，党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斗争形势的新变化，决定改变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党要求尽量避免大的暴露性群众斗争，采取“深入群众，隐蔽坚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着重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中间和后进学生以及教师、工友的工作。在研究学术和活跃课外活动中，联系与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孤立少数特务分子。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成立了中共“南大特支”，先后组织了一批团结广大中间、后进同学的社团。《哲教学会》主要成员有杨思复、岳淑卿、李万华、赵逐、陈颂廉、范俊保、程德华、施尔鸿等。铁流工学社由江德元、翟秀莲、朱竹英、吴兴梯、李华伟等组成；自然社有王祖陶、张来苏，金为箴等；民舞社有黄少梅、陈淑勤、李之光、顾毅然、顾靜仪、童若兰、周英瑞等；野猿体育会有吴功俊、王健等；新美术社有杨思复、徐联仓、欧阳职能等。另外还有学生自治会图书馆和文化服务社，由郭养渚、李万华、孟凡祺、胡育之、赵干等人主持。出借出售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以及解放区苏联、香港等地出版的进步文艺、政治书报。如《列宁文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冒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还有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后来自治会还从苏联驻津领事馆借来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在校内外放映，广泛传播了革命进步思想，教肓团结了群众。经过这些进步书报的学习，便许多同学从参加学运斗争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参加革命队伍，党和“民青”有了很大发展。在此前后，为团结广大中间、后进同学，党也加强了在一些系会、同学会、同乡会中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杭州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激起全国学生的无比愤慨。华北学联号召各学校总罢课表示抗议，提出“反迫害，争人权”的口号。南大党组织立即领导同学起来响应。北平各校教授先后罢教，南大教师也决议罢教三天。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南大、北洋等校五百余人赴北京进行平津学生联欢，通过座谈会、联欢会、瑩火晚会等方式，畅叙战斗友谊。交流战斗经验，北平学生在大会上还庄严隆重地赠给天津学生“民主”旗。平津八大学还联合成立保障自治会联防机构。平津学生大联欢之后，反动当局要封闭华北学生自己的组织——华北学联。平津学生展开了“誓死保卫华北学联”的斗争。四月三日晚，南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各系代表会议。决议组织保卫学联委员会；向世界学联呼吁；联络各校一致行动，配合教师罢教学生罢课三天等。五日晚，为抗议封闭华北学联，召开控诉大会。化二女同学朱竹英突遭特务阻击。学生自治会立即根据三百多同学的建议，召集紧急会议，聘女同学代表参加讨论朱竹英被殴事件。天津国民党反动当局闻讯急谋策划镇压。敌人派卡车三辆、吉普三辆载警察便衣百余人开到开会地点在旁窥视。校内反动党团分子杨继润、沙召钲、仲崇天、陈振宇等破门而入，扰散会议，殴打常驻会理事张琦芳及李钧、李恩泽等。学生闻声起而斗争，胡鲁声數授也赶来劝阻，特务方始退去。特务的暴行，引起同学强烈不满，决定继续罢课三天，要求学校开除特务学生。几天过去，学校只给杨继润等三人各记大过一次，小过二次，使同学更加不满，一面由“抢救教育危机行动委员会”向学校抗议，一面又继续罢课三天。四月九日上午天津警备司令特约南大当局负贲院长“便餐商讨应付办法”。下午，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中统局等八单位在警备司令部召开“防止学潮汇报会”，商决组织“除奸”别动队；派特务潜入学校食堂或附近饭馆工作，并加派驻校警卫从旁监视。
  盛大的“五四”纪念周
  敌人的白色恐怖没有环倒广大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南大师生无所畏惧，继续战斗。学生自治会和社团联席会会决定举行盛大的“五四”纪念活动。“五一”劳动节，在东院礼堂举行了慰劳工友电影晚会。二日以后，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新诗社举办诗晚会，朗诵革命诗歌；历史系举办“五四”座淡会和史料照片展览、铁流工学社和自然社联合举办科学晚会，宣扬“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南星、虹光、民舞社等团体联合举办文艺晚会，演出革命歌舞戏剧。学生自治会还邀请刘清扬等人到校讲演。最令人难忘的是“五四”当天的盛大纪念活动。事前南大同学做了充分准备，把整个八里台校园都布置成大会场；胜利楼写上了“团结战斗，迎接光明”的巨大标语，思源堂前搭上了巨大的演出台。上午，天津市各大中学广大同学和部分工人、店员、教职员、新闻工作者就络绎不绝来到八里台。南大同学热情接待。各社团成员分散和他们进行了座谈、联欢活动，校园的各个角落跳起了集体舞，传出了阵阵革命歌声和欢笑声，充分昱示了青年们团结战斗的情谊。下午，“五四”纪念大会正式开始，近两万群众云集思源堂前广场，在欢呼声中，绿底白字的民主旗庄严隆重地在思源堂楼顶高高升起。接着，北大教授娄邦彦作了“一而行宪，一面勘乱”的讲演，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反动面目。之后，南大同学朗诵了革命诗歌，南星合唱团约两百团员演唱了革命歌曲。最后虹光剧社演出了身编讽刺剧“群丑图”，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反动面目。他们精湛的表演，把“蒋该死”及其一伙的丑恶嘴脸描绘得维妙维肖，揭露得淋漓尽致。这次大会，充分显示了天津广大青年高举民主大旗，继承“五四”光荣革命传统的战斗决心，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次强大示威。通过这些活动，鼓舞了广大着众的革命斗志，加强了全市学生之间的战斗团结。
  反美扶日运动
  一九四八年以来，在美帝扶植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威胁远东和平。上级党决定开展反美扶日运动，准备五月中旬发动游行。反动政府闻讯十分恐慌，明令戒严，宣布禁止集会游行。军警宪特包围南大，校门外架起机枪，不准集体出入。六里台校舍后的水网地带也围泊众多小船，上列武装军警，如临大敌，准备血腥镇压。党根据当时的情势，灵活机动地改变斗争策略，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决定用其它方式开展运动。南大同学在校内集会，决定罢课一天，向全国发出通电，揭发美蒋扶日。还把同学组织起来，分成三人一小组，携帶宣传品，分散出校。各小组按时到达各自负责的街巷，按统一规定的时间，一起在全市各街巷开展讲演宣传，散发传单，并按统一规定时问，胜利返校。愚蠢的敌人虽然兴师动众，严密封锁，但也没有阻止反美扶日运动的开展。
  “八·一九”反逮捕斗争。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随着蒋军在各战场节节败退，为作垂死挣扎，反动政府颁布了“勘乱动员令”，加强白色恐怖统治，校内外特务在南大的活动更如频繁、阴险、隐蔽。暑假前夕，伪教育部即电令南大：“鉴于局势严重，将校内共产党及共产党嫌疑或接近共产党，营私自便有企图的分子，不论员生，均视作危害学校分子，在此暑假内分别处理，务求肃清。”七月中，地下党从多条渠道获悉敌人近期将采取重大镇压行动，上级党立即召开会议，分析了全国敌我斗争形势，部署了一系列应付突然事交的紧急措施。首先，立即在全体地下党员、“民青”中进行革命气节和党的纪律的教育，教育全体党员、“民青”作好应付突然事变，坚持法庭和刑场斗争，必要时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惜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其次，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有组织有计划地陆续把一些比较暴露的党员，“民青”和进步群众输送去解放区，沙小泉同志也在这时离开了南大，其工作由李钧、郭玉祺同志接替。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特支”委员胡国定同志并专门抽出负责交通站工作，上级党指派一交通员协助。胡国定同志除负责输送了一部分平、津和南方一些大学的革命师生去解放区外，还与北平党组织配合，先后参与输送了知名人士王冶秋、楚图南、李何林、闻一多夫人等去解放区。总计在解放前，南大革命师生进入解放区的达二百多人。第三，减少了党和“民青”的组织活动，把每周一次的小组会改为两周一次。各进步社团也相应地改变活动方式，着重分散活动，尽量减少大規模的集体活动，减少敌人注意目标。八月上旬，传来了敌人要进行大逮捕的消息，情势更加紧急。时值暑假，住校同学很少，为保护群众，减少损失，党以各种方式通知比较暴露的进步同学离校暂避。留校坚持战斗的进步同学，也经常改变住宿地点，有的晚上避居进步教师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八月十九日敌人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大逮捕。当天深夜，武装军警宪特突然包围了南大，捕去学生张义哲、郝鸿明、谭挂荪、阚甸民、江德萍、白耀堃、薛慕棣七人。并将学生自治会及其图书馆的文件资料、报刊、书籍等全部抢走。当时，留校同学曾奋起斗争，把在现场指挥遠捕的便衣特务头子包围扣留在北院斋务组办公室，进行两个多小时的斗争。这个特务头子威胁恐吓，软硬兼施。始则拔抢威胁，继又巧言哄骗，均遭同学严词痛斥，最后只有苦苦哀求，把一个特务的卑鄙丑恶嘴脸，暴露无余。一直斗到天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敌乘混乱之机淄走。
  （3）迎接天津解放，保护学校
  一九四八年秋，中国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节节胜利，敌人迅速崩溃。十一月初，我军解放唐山，进逼天津。南大广大师生加紧了迎接解放军的工作。当时，沙小泉同志已奉命从解抆区返回天津，不久，上级党的领导人黎智从解放区石家庄开会回来，传达了石家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要调动解放军解放平、津的决定，部署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战斗任务。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加强统一领导，南大党支部和“特支”合并，成立中共南开大学总支委员会，由刘焱同志任总支书记，钱传钧、郭玉祺、杨思复、胡美任总支委员。上级党成立中共天津市学运组，统一领导天津市各大学党的工作，魏克同志任书记，沙小泉、方蔚、刘焱，廉仲等同志任组员。此后，根据党的统一布署，在上级领导下，南大革命师生进行了以下斗争：
  配合解放天津
  首先，广泛宣传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以及党对城市各阶层和对敌军政人员的政策，安定群众情绪，瓦解敌人斗志。南大党专门指定梁有根、陈颂康等同志秘密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抄收“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件和社论以及每日战报，秘密大量刻印，动员进步群众用各种方式广泛散发，并用口头小广播等方式广泛宣传。
  其次，开展上层统战种军事情报工作。党布置家属、亲友中有担任国民党政军要职的地下党员曾常宁、周福成、张福岭等专门做此工作。上级党的领导黎智、李之楠以及沙小泉同志等并直接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曾常宁同志通过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傳作义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都是其父（原国民党军中将）拜把兄弟的关系，机智勇敢地搞到敌军塘沽城防图，并了解了天津敌军一些情况，上报给党。周福城同志也通过与傅作义亲属的社会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在我人民解放军已合围天津，敌人逃路已被截断的时侯，南大地下党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以天津地下党的名誉给敌市长杜建时，警备司令陈长捷等天津党、政、军要人发出了警告信，严重警告敌人迅速放下武器；不准破坏城市；不准残害政治犯。
  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南大的一些党员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调查了一些大企业的伪资产情况，写出报告，为解放后我党接收这些企业的敌伪资产做了准备。
  南大师生的护校斗争
  一九四八年十月廿七日，南大全体教师为争温饱求生存，抗议物价飞涨，宣布罢教三天。当天，经821名同学签名，全体同学立即宣布罢课支持。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史密斯当天就电告国务卿马歇尔：“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全体教员听课三天，抗议不能忍受的生活狀况”。这一斗争由教师首先发动，它标志着南大广大教师的普遍觉醒和政治觉悟的迅速提高，加强了师生的战斗团结。为不久之后的师生紧密合作，开展护校斗争，打下了基础。
  十一月底，我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天津，战斗在天津周围进行。南大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了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斗争。那时，蒋党拟把南大迁往南方，已诱骗了少数同学和教师南下，南大地下党立即通过学生自治会和各社团动员积极分子。采取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出大字报等方式，在师生中做深入细致的恩想工作，揭露国民党南迁阴谋，安定群众情绪，开展反南迁斗争，学生自治会首先公开表态，反对南迁，并成立安全护校组织。十二月初，上级党的领导人黎智、李之楠、魏克又以党代表的身份，分別秘密会见了教授会负责人肖采瑜、吴大任和学校秘书长黄钰生，要求他们保护学校，得到他们合作。经过这些工作，终于推动校务会议种教授会分别于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作出了不迁校的正式决议。接着学生自治会就与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工会联合，组成了全校群众性的“安全委员会”（即护校委员会）。推定肖采瑜、吴大任（教授会正付主席），滕维藻（讲师助教会主席）、孙克壮（职工会主席）吴公绍、盛昌大、杨用尧（学生自治会代表）等七人为委员，由肖、吴任正付主席。十三日下午，安全委员会全体委员和校行政负责人杨石先、黄钰生等开联席会议，决定为保护学校资产和师生员工及其家属的安全，靠近城防的八里台南院，六里台北院所有图书、仪器、工厂设各、以及师生员工和家属，一律迁至迪化道（今鞍山道）东院，并存粮储煤，防止断炊。之后即全校动员，不久胜利完成了搬迁工作。党领导安全委员会组织了纠查队、救护队（吴功俊、刘立娜分任队长）在校内值岗巡逻，保卫师生安全，保护学校财产，防止特务破坏。并通过学生自治会和各迸步社团，组织广大帅生秘密或半公开地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和党的城市政策。还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活跃群众生活。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我人民解放军进至天津近郊，国民党军被迫退至市内，在各高大建筑物设防，并在各街道加筑碉堡，堆置沙袋，准备顽抗。敌军声言要在东院大楼顶设观察哨，企图进驻南大。南大广大师生坚决反对，用沙袋、桌椅堵住大门，日夜派人轮流守卫。敌军在东院周围各高大建筑物顶架设机枪小炮，枪炮口对准南大，进行威胁。十号以后，敌警备司令部又以南大学生散发共产党传单为名，要派武装人员进校搜查，准备血腥镇压和逮捕，南大同学紧急动员起来，用棍棒石头进行武装，声言誓死反抗。在这关键时刻，不仅广大教师公开支持学生，校行政负责人杨石先等也反对敌军进校。这时激战在天津近郊进行、枪炮声情晰可闻，敌人异常恐慌但南大校内广大师生却日夜联欢，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歌声不断，笑声不绝，南大师生的正义斗争遭到敌人极大的仇视。十四日夜，我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炮声隆隆，震撼屋字，敌人面临最后崩溃。但凶恶的敌人在十五日黎明前不久，竟从海光寺兵营向南大师生员工集中的东院大楼开炮，企图进行大屠杀，东院大楼在炮声中剧烈愰动，遭到部分破坏，师生全体避入地下室，在这生死关头，我解放军的神速进展，消灭了附近敌人，使南大师生得免于难。在天将破晓时，英勇的解放军已冲至南大东院周围，在迪化道、甘肃路与敌军展开激战敌军占据紧临东院的楼房种碉堡进行顽抗，战斗激烈进行，这时南大师生从楼窗中看到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都止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枪林弹雨，把早已准备好的“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巨幅标语，从大楼上挂了出去。地下党并派人带领解放军，通过东院校园，绕到敌人后面向敌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很快消灭了这股敌人。当天下午，我军全歼守敌十三万多人。活捉陈长捷。全市宣告解放。次日南大广大师生员工在硝烟中就举行了欢庆天津解放的大游行
  经过漫长的黑夜，南大师生团结战斗，终于迎来了黎明，南开大学从此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