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随着招工員蔣罗鍋，走进了黑暗无光的裕大紗厂的大門。因为家里事前給蔣罗鍋送过礼,驗工員幷沒有怎么难为我，开口就問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住在那？家里都有什么人？但我心里还是扑騰着，嗓音有点沙哑的一一作了回答。而后一个40来岁大个子山东人，讓我站在立尺上，量我的身高，我眞急了，怕嫌我长的个矮，我心里思量着，眼瞅着量我的大个子，我的脚底暗地使劲；我翹起了脚后根，身子、脖子使劲地往上挺着，再加上我在家已垫好在鞋底的破棉花,把自己身子拉长了估計高出五、六寸来。听那山东口音的大个子往里边說：身高4.5尺，我心里眞暗乐。又讓我站在磅秤上过我的体重，我恨从家里来时，家里沒有餑餑吃飽肚子算点重量，我站在磅秤上便使劲地往下压，想压重秤盤，但是我身子离开地已使不上劲了。但又听那大个子往里說：体重72磅。后来讓我看墙上挂着的考查眼睛的視力圖，只試了我一只眼，又听那人在里边說：視力0.9。这一番检查，把我紧张得汗順着后背直往下流。最后招工員拍着我的肩膀說：“这次行了！进工后好好的干活。”我答应：“是，謝謝您。”那个山东口音的大个子向我带有敎育的口气說：“我領你进厂，見了大头們、日本先生們要鞠躬，干活时要老老实实地干！”我答应：“是。”他带着我走进机器轟隆隆响的細紗車間，別人說什么我都听不見了，象是傻人一样。在細紗站着等了一回，从西边来了一个象狗熊的大高个，戴着綠色的“三道”帽子，穿着洋服，臉上嵌着兩只象牛蛋子一样的大眼，小肚子往外凸有半尺多高，兩只手往后背着。要是三岁的小孩子乍看見非得吓哭了不可。我总算大几岁，沒有被吓哭,但心里也确实有点害怕他。带我来的那个人，給我介紹說：“这是王大头王先生。”我沒有听淸楚他的話，也忘記了給大头鞠躬。那大头發起脾气来了，便对带我丞的那个大說：“你給我送这样的傻人来干嘛？”带我来的那个人急了，低头对我詭：“你怎么忘啦！你眞是記吃不記事的东西！快給王头鞠躬吧！”他随手按了我头一下，我給王头鞠了躬。带我来的那大个子把我交給王大头，回头就走了。現在我唯一認識的就是这怪家伙了。王大头交給我一把扫地的刷子，用手指了下說：“你就管这一塊地,要扫的净，要不就不要你！”我点了点头答应一声是。就这样，我当牛做馬的童工时代便开始了。
  我抱着王大头交給我的扫地刷子干了約有兩个来月。这兩个来月的畫夜折磨，使我变成了小老头，失去了童年臉上的光彩，兩个眼珠子凹进眼眶，腮帮子也凹进去了，面黃飢瘦，夜晚讓电灯一照象死人一样，身上連一点劲都沒有。吃上窩头，便强支着担起比扫地更累的活“摆管”。王大头把我交給一个高个子有点駝背外号叫“难揍”的搖把（落紗长），他交給我一个三个轱轆的推管小車，吿訴我：“你管这一塊！”我点了点头，推着小車跟着推紗工去下收管去了。合絲的紗管都是用筐盛着，由于我个子矮小和吃不飽肚子身上沒有劲，搬不动一整筐紗管，只好一拤一拤地往車里头放，裝滿車推到楼上，再往細紗的管斗内摆。因为車高，我个矮，每逢到車底时我的手够不着車底的紗管，为了拤車底下的紗管，我要肚子压在車帮上伸手去够，一不小心常把头碰在車帮上,碰个大疙疸或碰破流血。就这样也避免不了王大头和搖把“难揍”的拳打、脚踢。
  我記得有一次上班，我实在太累了，就和一个叫小黃的扫地工更換了工作，后被至大头知道了；他找着我不問靑紅皂白，上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子，底下跟着就是一脚,打完了以后問我：“你是干什么的？这是工厂！不是在你們家!你要不願意干你就家走吧!”我忍受着疼痛，含着眼泪，压住心里的憤怒，央求他道：“王先生留下我吧。”但是我說什么也不頂事了。只好眼里含着泪水，拿着被开除的条子，走出了厂門口。回家后見了亲人，心里一酸放声哭出来了。我哭着把厂里的經过吿訴了母亲，我的母亲又是疼儿又是顧全家里的生活，带有責备的口气說了我几句。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还得忍气呑声地去托人說情，給王大头送礼。就这样过了兩天我又回到細紗上工了。
  这次上工后仍是干摆管的活，但是王大头对我更加刻薄了，他在我的身上吃慣了开除送礼的甜头，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和干活的劳累，再加上生活上的困难，我的身体更加干癟起来，同时得了严重的胃病，每逢上夜班吃不下从家带去的窩头咸罗卜，但是肚子餓的慌，还是用白弁水送下去，到过半夜时嘴里往外流酸水；自己也沒有錢治病，厂里更不用提了。日子长了我的身体眞是骨瘦如柴，每天听到上班的汽笛响，特別是夜班，吓的我就趴在炕上大哭，眞比进屠宰場还害怕。
  每天上工以后，不知那儿不順大头或小头的眼，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这是当时童工的家常便飯。我記得夏季的一个夜班，我去楼下合絲（工序的名称）推管,到那一看紗管沒有下来；又看四周沒有日本人和大头們，于是便手拉了一筐紗坐在那儿等着，因为累和餓不多时就睡着了，幷且做起吃飽肚子不受气，和早晨背着書包上学校念書的美梦来。突然一只沉重的脚落在我后背上，美梦被脚踹散了。我急忙起来一看是王大头，吓的我魂不附体。我連忙弯下腰把紗管倒在車里头，王大头看我这样更急了，“叭”的一声一大巴掌落在我的臉上。我的耳朵里响起了嗡嗡的叫声，我用手擦了擦眼泪，睜开眼往車内一看，才知道不是紗管而是管紗。我急忙往外收，但是王大头的嘴和手也沒沒閑着，嘴里駡着，手照着我的后背象擂鼓一样一連就是几下子,当我把紗收出来以后，王大头的食指又落在我腦門子上，戳了儿下說：“你他媽这孩子眞混蛋，你不知道干什么来的嗎？要睡覚，家里去睡！”我只好含着眼泪忍着哭声，裝滿了一車紗管，推到楼上，当我到楼上时，那个外号叫“难揍”的搖把等的急紅了眼，不問靑紅皂白地奔着我的腰部就是一脚，把我連人带車踢在南墙上，我的臉和半边身子被碰破流出了鮮紅的血。我眞急了，俗語說：“人急了上房，狗急了跳墙！”心里想我跟他拼了！我照着他冲去，揚手抓住了他的裆部，使劲地拉，而他的拳头就在我后心叭叭的乱打，我究竟是人小力薄，讓他这頓拳头打的趴在地上。后来被我們共患难的大姐們給說情，才不打我了。在旧社会的工人，特別是我們那一代的童工,身受的压迫眞是說不尽，写不完。
  那时候，童工不光要受头們的欺負，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大孩子常常欺負小孩子。
  我記得靠着茅房的北面，有一个小伙子,比我們大几岁,胖胖的，园园臉，胳膊根很粗，腰里扎着“腰里硬”，說着滿口的天津話，他幷沒有靠山，仗着身强力壮，把我們都唬住了，对我們說話就象軍队發命令一样，誰敢道半个不字，就是一陣拳打脚踢。可是他在那些大、小工头的眼前，也是跟我們一样受气。
  那时我們誰拾着女工丟的梳子或別人掉的錢，都得如数地交給他，否則他就打你一頓，这样日子长了，他就給我們立下一項規矩:不管誰拾到什么，都得归他。
  有一天，胖子拾到半截鋼鋸条，便到修理場磨出了刀刃，然后再用石头磨快，用紗拈了根绳子纏好了刀把，象是卖罗卜的刀子一样，他跟我們說:“我这刀子飞快，可以給你們剃头，准保不疼。”当时叫我和小黃等三个人：“走，咱到茅房試試去！”我們問：“你会剃嗎？”他說：“不会剃咱学呀！”我們跟他到了茅房，他拉着我的胳膊說：“先給你剃！”我因为沒尝过他剃头疼的滋味，心里幷不害怕。胖子把茅房的水龙头开开，給我来了个凉水澆头，洗完以后，他脚蹬着洋灰台，讓我橫着趴在他的大腿上，他的左手拤住我的头皮，右手上去就是一刀子，这一刀子下去鋸鋸拉拉地剃下一条子头髮来，疼的我直出汗，可是胖子哈哈地大乐起来。在旁边站着的小黃他們还捧胖子說：“胖子，眞有兩下子！”胖子同意地問我:“不太疼吧？”我咬着牙回答：“不太疼，就是有点热燒火燎的。”胖子就这样按着我的腦袋一刀子一刀子地剃，下班前总算腦袋剃完了，又用水給我冲,这一冲可眞够我嗆，疼的鑽心。我讓小黃給我看看，小黄数了数說：“才拉了四五个口子。”胖子在旁边說：“那沒有关系，过几天就好啦!”这一天只給我一个人剃的。从此，胖子上了剃头的癮，第二天，到快要下班完活时，又把小黃他們叫去剃了。开始时他一天只能剃一个，沒有一个星期的工夫,胖子的剃头手艺練熟了，把我們的头也差不多都給剃剃完了，再剃就得从头来了。
  我眞尝够了他給剃头的苦头，但是胖子癮头正大，你不願剃，他就打你,我也不敢說不剃，只好硬着美皮讓他剃那沒有长出来的头發。在他最火热的时候，我們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剃兩次头。
  直到胖子这股癮过去，我們的腦袋才算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