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二四年夏天，郑庄子后面一間鋪面房忽然挂起平民学校的牌子来，有些工人到那里去上課。我好奇地想，那敎書先生是怎样的人呢？这天晩上，我走到那里去，見屋里有个看門焼水的老头儿，再就是那位敎書先生了，那位先生瘦瘦的，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靑年。見我进去，很客气地和我攀談，我們互通了姓名，原来这位先生叫李培良。听說我是宝成紗厂的工人，他拿出課本来叫我試讀。我一下都念出来。他說：“你滿好，在这样低的班放不下去。”又說：“虽然不上学，常来談談吧。我很願意和人聊天。”
  从此，我就不断到李培良那儿去。我二人眞是一見如故,很投緣。他給我講“鴉片战爭”的历史；还給我講“台灣問題”、“五四运动”……講得旣詳細又具体，我很吃惊，心說，这样年輕的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这以后，在感情上我們更接近了。我也常向李先生講說工厂里的事情。李先生对这些事似乎很感兴趣，有时問了又問。
  慢慢地，他就給我解釋“社会”是什么意思，“阶級”厂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資本家、工人之分。又吿訴我什么是“阶級矛盾”，“藤級斗爭”。……后来又談到苏联，李先生說：苏联是列宁領导无产阶級革命成功的国家。他說：一九一七年春天虽然推翻了沙皇,但是政权被資产阶級篡夺了。一九一七年冬天无产阶級才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因为接收的是沙皇留下的爛攤子，又受到十四个国家的进攻，虽然把帝国主义赶走了，經济还很困难。他又补充說：苏联人民的生活还还很富裕，但因为他們是布尔什維克領导的国家,沒有人压迫人的現象，所以人民是很幸福的。我問道：“中国有沒有布尔什維克？”他回答：“已經有了。”我又問“我想加入这个布多什維克，它在那儿呢？”李先生含糊地說：“好，我們慢慢找
  我心里总盤算这件事，过几天又到李先生那儿去，我把話題又扯到布尔什維克。我說：“天津有沒有布尔什維克？”李先生略一沉吟，大槪是看着我的要求大迫切了，肯定地說了一句：“天津也有。”听了这話，我倒躊躇起来。我回到家里，想:这李先生可能是布尔什維克領导的一个人，不然，他怎么懂得这样多？我又想到：在目前，反动軍閥势力大，参加共产党一定很危险，随时有流血牺牲的可能。……这种顧虑剛一冒头，我就想起自己的出身。我的父亲是个作棺材的木匠，哥哥从小当童工，我自己也是幼年时代就失业受苦。像我这样的人参加共产党为什么还有顧虑？……我反复想了好几天，把問題想通了，就跑到李先生那儿去，把我的一切想法統統吿訴他，最后我坚决地向他說：“我一定要参加共产党，为眞理牺牲性命在所不惜。“李先生听了我这一番傾吐，兩眼放光地說：“是呀，一个头腦淸楚的工人要是听說共产党，是会像核子找到母亲一样，恋着不放的。”于是他很坦率地吿訴我，他就是一个党的工作者。他願意介紹我入党。从这天起，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員了。
  从此，李培良同志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是我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了。不久，李培良同志又發展宝成的粗紗工人姬兆生、董紹义为党員，我們三人就在李培良同志的領导下进行工作了。
  我們首先把宝成工会組纖起来。我們發展会員的办法是三三制，就是姬兆生、董紹义、我，各分头發展三个会員，这每三个会員又下去分头，發展另三个会員。如此一層層發展下去，但都是单綫联系,而我們的手里却掌握了所有工会会員的名单。仅仅三四个月，工会会員就發展到一千八百多人，幷选出十五个工会委員。我、姬兆生、董紹义都是委員之一。这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秘密。
  无論如何秘密，我們組織工会的消息还是很快就傳到那些工头的耳朵里了。有几个南方来的女工头跑来向我探听（因为我也是南方人，她們和我很熟悉）：
  “听說工人們組織工会子，你贊成嗎？参加嗎”
  我說：“当然贊成，也参加；不参加，生活就沒有保障。”
  她們眨巴眨巴眼，又問：“我們能参加嗎?”
  我說:“将来可以，現在还不能。”我趁势向她們解釋：“你們工头、領班都是賺薪俸的，都是劳动者。只有大老板,靠資本剝削工人的，才是資本家。”又吿訴她們：工人有了自己的工会，不是好欺侮的了，今后再不能打駡工人。
  她們听了，忙說；“我們可不敢。”
  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工头金宝芝說：“要那样，这碗飯也难吃了，我們不如回南方。”
  我說：“飯有什么难吃，只要你們不胡作非为，也沒人难为你們，而且你們也是劳动者，将来也可以参加工会哩！”
  我說这話的意思是警吿她們，不要阻挡工人参加工会，幷打消她們的种种疑惧顧虑，免得节外生枝，但她們还一味嘱咐我：“以后有什么消息可吿訴吿訴我們呀！”
  有个女工头蔡小妹太不識相，在背后嘀嘀咕咕，說些破坏工会的話。我知道了，就忙兆她說我“你們当工头的，最好少管閑事，管管生产就得啦。要是破坏工会，人家可要把你当工賊看待，就要受工人的打。哼，那可是不客气的狠打！”蔡小妹被我吓唬住了，不敢再嘀咕。过去工人們三三爾兩的談話，只要被她們發現,就急忙探进腦袋去探听情况，从那儿以后就不敢了，远远地看見人們在一起聚談，就急忙閉目走开。我对領班也經常宣傳：你們是腦力劳动者，将来也可以参加工会。領班心中安稳了，不惧怕了，也不过問工人了。
  在这个阶段，我們經常在一起升小会，談工作發展情况。也时常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匯报。李培良同志給我們的指示簡短扼要而具体。比如我和女工头的談話要不是李培良同志的敎导就談不出。姬兆生表現得最勇敢，經常說:“只要对工人阶級有利，要我死，我就死！”
  我們对工会会員也經常进行敎育，一有机会，我就向他們說：工人阶級都是亲密的弟兄，沒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分。团結起来才好办事。又說：当了会員就一定要听工会的指揮，不随便拿工厂的东西，不破坏机器,不无故吵架；要是出現了工賊也一定要向工会报吿，由工会决定如何处理。工人加入了工会，不仅覚悟提高了許多，而且生活作風也确实有了改变。
  工会成立不久，我們就参加了党領导的全天津市工人学生举行的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大游行。从这天起，天津市工人阶級的生活里增加了一个最主要的內容——政治。
  五一节剛过，我們宝成工会就發动了一次罢工斗爭。这次罢工提岀的条件有：削减的15%工資照發；設立女工喂奶間；要求給工会俱乐部房間。
  原来工厂老板借口蝕本，在数月以前就普遍削减工人工資15%,工人們早就心怀不满。那时有小孩的女工来上班，总是把孩子放在盛棉紗的籠崖里，上面盖上一層棉紗。稽查来車間兜圈子，他走到东，就把盛小孩的籠筐挪到西；他走到西，就把籠筐挪到东，好像捉迷藏，如果被他查出，就要开除出厂。女工們为了生活，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这是工人們迫切要求解决的兩个主要問題。
  李培良同志曾經指示我們，在工人还未普遍覚悟起来的时候，直接的經濟斗爭是能够爭取太多数人同情的。所以我們就抓住这几个主要問題把全体工人發动起来。
  罢工这天，早六点以前，工人糾察队就在工厂大門外把守着，工人只許出不許入。有来上班的，就吿訴他：“先回去吧，咱們罢工了。要是工厂老板照發工資再来上班。”工厂里的总管、稽查一看，沒有一个工人进厂,机器全哑吧了，很發慌。打听出罢工原因，他們也作了一番考虑：說蝕本完全是謊話，只不过嫌剝削的少了些，而且自从削减15%的工資后，工人生产情緖不好，生产率普遍下降，故意破坏机器的現象增多。反而得不偿失。要是再无限期地停工，損失就更大。另外，資本家也这样想：工厂自开办以来，从沒罢过工，人們为什么一下子这样齐心，都不来了呢？要是閙大了恐怕对厂方更不利，因此种种原因，就产生了急欲解决的心情。但是和誰接洽呢?誰是閙事的头儿呢？找不着。他們只好把一个女工头找来，說；“你去打听打听看，到底是誰領头搗乱呀。現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他們上工，一切条件都不成問題。”这个女工头找到我們的一个委員（她不知他是委員，只是看見他平日最活躍才找他的），把資本家的話吿訴他，然后說：“你知道嗎？罢工的头子是誰？”这委員回答她：
  “嚯，你問头子嗎？可多啦！我給你找找看!”这委員把女工头的話又吿訴了我和董紹义、姬兆生三人。我們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請示。李培良同志認为：旣然达到目的，就应該赶快复工。于是我們就接受了厂方的复工要求。
  我們第一次罢工在工人中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工人們对工会产生了感情，人与人之間团結得更好，有困难能够互相帮助。相对的，工头在車間的威風銳减了，連稽查、領班見到工人心中也畏惧三分，笑臉相迎。
  我們每一个工会委員情緖更是高漲。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工人阶級力量的偉大。李培良同志曾对我这样說：
  “我們革命的前途是乐覌的。比如宝成紗厂的資本家只有一个，其他人慢慢都会認淸眞理，被我們爭取过来。”他还諄諄地吿誡我們：“斗爭胜利了，不要驕傲，应該預料到，革命运动不会总是順利的。有时会受到挫折，但我們共产党人要有鋼鉄意志，永远站稳立場，不屈不撓地斗爭，要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把改造世界的責任担当起来。”对于李培良同志的談話，我們当时都能心領神会。他晚上和我們談了这些，白天在搖紗車間，我和董紹义、姬兆生就在一起討論。我們的思想認識在这时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一次罢工之后不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初，我們又开始了第二次罢工。原因是厂方无故开除了一个女工。前面說过，第一罢工要求厂方給女工哺乳間，厂方答应是答应了，也給了；但是，天曉得，那是怎样的哺乳間哪，他們在車間洋灰楼梯下面的阻暗处安置了兩溜本板，就把孩子們像放鰷魚似的，一个挨一个排在那里。夏天，苍蝇把孩子的小臉爬黑了，孩子們的糞便沒人收拾，以致这哺乳間的气味比厠所还难聞。好几个孩子抗不过这恶劣的环境，上吐下瀉地夭折了，有些孩子患着重病，女工們深架感到这样的哺乳間还不如取消了好。因此，有个女工悄悄把孩子带到車間，仍旧放在籠筐里。但是稽查把孩子翻出来，就把这个女工开除了。
  事件發生得很突然。我們感到在上次罢工中旣然取得很大胜利，就应該再接再励，一鼓作气地把資本家的威風打下去，幷且决定由工会推出代表向厂方展非公开斗爭。当时的代表有姬兆生、董紹义等三个人。
  厂方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上次工人罢工，为了維持厂方利潤，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是事后他們实在覚得气不出，感到第一次表現得很被动，是失策的，想借开除女工的事显示一下对工人的压力，所以态度很强硬。当我們的代表質問他們为什么无故开除女工的时候，总管立刻放下臉來說：“你們为什么借工会的势力干涉工厂‘行政'？旣然設了哺乳間为什么把孩子放在籠筐里？她不守厂規，就一定要开除!”資本家这样猖獗，我們的代表当然术能示弱。越說越僵，厂方坚持升除这个女工；我們說：“如果不許可这个女工复工，明天就罢工。”厂方說：“好，你們罢吧，我們还要关門呢！”
  于是我們宣布了罢工，除去要求讓这个女工复工，还提出其他改善工；人待遇的条件。工厂为了跟我們頂一下，竟調来警察把大門把守起来，不讓一个人进去，也不和工会代表談判。看样子是要孤注一擲地跟我們斗一下哩！
  我們把这些情况吿訴了李培良同志。李培良同志認，为旣然提出罢工就要坚持，否則資本家更認为工人好欺侮了。但一定要爭取大多数工人、参加这个斗爭，只要人多心齐，最后胜利必定屬于我們。按照他的建議，由姬兆生同志出头發动群众，我和董紹义从側面起联絡与鼓动作用。
  在罢工这些天，我們每天都开会，总是在郑庄子前面的那塊荒地上聚会。姫兆生同志表現的最积極也最勇猛。
  开会时他手持会旗,走在众人的最前面；在大会上他的講話也最能激动人。工友們都能响应他的号召。
  一連好几天，厂方对我們的要求置之不理。警察拿着槍把厂門堵得严严的。这激起我捫全体工人的憤恨。这天，我們厂的工人由姬兆生同志带領着，把工厂包围了。好几百人围在厂門口，哇哇哇地起哄示威，跟着就乱扔砖头，把工厂办公楼的玻璃砸得粉碎。資本家太死硬了，向他們示示威是必要的。
  当时党有个新的計划，那时上海五卅惨案就要結束了，为了提高天津市工人阶級的政治覚悟，展开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党决定發动裕大紗厂——一个日人开办的紗厂的工人罢工。就想先迅速地把宝成紗厂的罢工斗爭結束。因此，人們砸了好半天玻璃，把气也出了，就由工会代表把大家劝回去。門口外仍由我們的纠察队把守，沒有一个人来上班。
  过了三天，在党的布置下，天津市学生代表到工厂来調停，主要向資本家說明利害关系，說上海为了五卅惨案工人們閙得很凶，劝他們还是及早答应了工人的条件为妙。广方原来要跟我們賭口气——他們認为受工人的气，听学生代表一說又害怕了,再一想，为了开除一个女工把事閙大了也不値得，因此，就答应了我們提出的一切条件，于是我們的第二次罢工又获全胜了。
  裕大紗厂和我們宝成紗厂隔壁为邻，是日本人开办的。这个工厂的工人身受双重压迫一阶級压迫，民族压迫。上海日本紗厂打死工人顧正紅的五卅惨案大大地激怒了全厂的工人。他們本来躍躍欲試，但苦于沒有組織，很难成事。我們宝成紗厂接連兩次罢工斗爭的胜利使他們看得心里都出火了。我們知道，裕大紗厂有些工人也在平民学校上学，他們經常受到李培良同志的启發和敎导。李培良同志也常和我及董紹义、姬兆生談起裕大紗厂的事，吿訴我們天下工人是一家，应該以阶級友爱的精神协助裕大工友組織工会。因此，我們也从側面帮助他們作了一些工作。裕大有个南方来的工头郑林祥，和我很熟識，我不仅說服他不要阻碍工人参加工会，还使他起了一些促进作用。
  由于大多数工人对組織工会早就有迫切的要求，仅仅一个月，裕大工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吿成立了。
  裕大工会剛成立，就趁上海五卅惨案尙未結束發动了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罢工斗爭。
  当时裕大工会代表全厂工人向厂方提出的条件有；增加工資；要求吃飯時关車；要厂方日本人签字,公开支援广州、上海日英紗厂工人罢工斗爭等。日本人恼羞成怒，完全拒絕了这些要求，把工厂大門上了鎖，幷和天津督办李景林取得联系，要来五十名保安队和数十名警察鎭压工人。工人們淸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反动軍閥勾結在一起了，他們采取的手段比国内資本家更凶狠。有些工人急得心焦，罢工期間，向誰要工資？吃什么？很多人拖家带口,眞是扛不住。
  这些时候，我和董紹义、姬兆生常常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向他彙报裕大情况，大家都很愁悶，感到束手无策，沒办法帮助。
  李培良同志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一方面向上級党請示，要求各兄弟厂支援裕大紗厂的罢工头爭，另一方面叫裕大紗厂工会出头，發动工人向裕大当局示威，要求取消“存工”制度。
  那时一个新工人进厂，要先干兩个月活儿才發一个月的工資。那第一个月的工資一直不發，叫作存工。最后如果工人自动离职，存工就不發；如果是厂方无故辞退的，工人才能拿到存工。这存工好像是一个工人的押租，充分說明資本家对工人的无理剝削。
  党組織对这次斗爭是十分重視的，事先作了極周密的部著。要存工的这天正是大礼拜（那时各厂都是劳动兩个星期才休息一天），早晨天剛亮，裕大紗厂的工人們就手持工本，向工厂拥来。人們口里喊着：“我們耗不起，不干了，把存工算給我們！”“我們要回老家啦，把存工算給我們当盤費!”“把存工算給我們，我們要吃飯！”……人越聚越多，好像潮涌一样。保安队慌了，把刺刀冲向着涌上来的人群。为了維持他們的“威严”，用刺刀督着人們后退,在工厂門口划出一塊“禁地”，不許人們向前再进一步。
  人越聚越多，好像水漫金山寺一样，从四面八方向这座紗厂卷来，吶喊声响徹云霄，整个郑庄子被人流堵塞住了。原来是裕元、北洋各厂的工人队伍赶来支援阶級弟兄的罢工斗爭。
  这一个上午，我和董紹义、姬兆生等人到李培良同志那儿去請示，还不断找工人弟兄們談話，忙得唇敝舌焦，汗流浹背，主要是硏究怎样才能把政治斗爭搞得更鮮明。現在斗爭力量轉为我强敌弱了，敌人有如大敌压境，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已造成的声势把斗爭更推进一步，李培良同志認为应該趁这时組織一个上海五卅惨案后援会，把旗子赶快打起来。他命令我馬上去写一面旗子，拿到群众当中去。
  我赶到宝成紗厂工会俱乐部，用白布紅字写了一面旗子。上面的字到現在在我的記忆里还很鮮明，是：“援助上海五卅惨案，替顧正紅报仇！”
  这时已經是下午三点多鐘，我拿着旗子向裕大紗厂跑去。裕大紗厂門口已是人山人海，一望无际，少說也有一万多人。我費尽全身力气，剛剛挤到接近工厂門口那塊“禁地”的人丛里，这面旗子就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啊!替顧正紅报仇！”好几个工人弟兄蹦起来，眼睛里閃着兴奋的光芒，“哈，这个旗子眞好，我来打!”他們爭先恐后地向我手中夺旗子。旗子被一位靑年工友搶在手中。这靑年拿到旗子之后，好像一位冲鋒陷陣的战士，不顧一切地冲开众人，一直跑到工厂門口前面的那塊“禁地”上，面对着工厂，站得正正的，把旗子高高地、高高地举起来。这是对敌人的蔑視、示威！看，我們就是要到这塊“禁地”上来，就是不害怕！人群立刻爆發出好像巨雷一样的喝采声、鼓掌声。持旗的靑年听見这助威的声音，把旗子举得更高了，他的身体显得更高大，更威严。虽然持槍的保安队拿刺刀威吓他，他仍屹立不动，好像一座雕塑的石像。这种壮烈的場面一直持續了十余分鐘，保安队只是站在原地恫吓，連一步也不敢向他走近。保安队恫吓南声音哪里还起作用?群众的喧嚷吶碱把什么都压下去了。
  在这最有紀念意义的十余分鐘內，反劫派竟下了屠杀工人的毒手，只听“砰”的一声槍响，持旗的靑年应声倒地。雷似的鼓掌声、喝采声立即变成“吼”“吼”“吼”的憤怒声。只一刹那，另一个工人搶进这塊“禁地”，把倒下去的旗子重新举起，举得更高，站得更挺直。人們的吼叫声更是搖撼天地，似乎要把一切都呑沒了。
  这种情况又繼續了十余分鐘，保安队又把子弹向第二个持旗的工人射来，人又倒下去!敌人竟敢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进行瘋狂的屠杀，上万人的仇恨立刻熊熊地燃燒起来，为了給受伤的战友报仇雪恨，为了显示工人阶級宁死不屈的精神，誰还怕死？誰不想把凶恶的敌人一口呑掉！当第三个勇士剛把第二次倒下去的旗子重新举起时，用不着誰發布什么冲鋒陷陣的号令，大家一齐开始了英勇的行动：有的爬上紧閉着的大鉄門；有的攀上厂围墙；有的强挤进大鉄門旁边开着的小角門，双手揪住保安队伸出来的刺刀，說：“扎吧！扎吧！老子不怕！”挤进小角門的人一个挨一个，三四双有力的手揪住一把刺刀。保安队哪里抵挡得住，这些被憤怒燃燒得紅了眼睛的人們，正在这时，“咔喳”，“轟隆”，傳来一片振憾人心的巨响，原来是西围墙外面的电綫杆被人們砍折了，围墙被众人猛力推倒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像洪水一样，从那个豁口冲进来，“哇哇”的喊叫声給从小角門冲进来的工人助了威，也吓破了那些已經乔法抵御的保安队的胆，他椚的心一慌，把被揪住的刺刀松了手。我們的人趁势把槍夺过来，立刻刺刀尖返过去向着保安队。这些敗兵見势不妙，抱头鼠窜地向后閃逃去；人們哪里肯放，一路紧追，有个保安队长沒跑了，被人們逮住，五花大綁地捆起来。
  这时我們的人大部分拥进厂房，由于憤怒，仇恨地搗毁着机器。工会原来和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講好:不打人，不砸厂。但是控制不住的怒火使人們把什么都忘了。我們一些工会負責人急得双脚跳，拼命地嚷：“快住手，不要砸了！”但誰还听这些，就这样，大家述覚得解不了心头的仇恨呢！
  我急忙跑到平民学校去，李培良同志沒有在。这时天已黑下来，厂子砸完了，人們也走散了。我心中惦念受伤的工友，就走到裕大工房去，在一間单身宿舍里看見那第一次持旗受伤的工友。他姓王。有几个裕大的工友正守着他，我們端着一只蜡燭，查看他的伤口。子弹是从膝盖骨旁边穿进去的，削了老大一塊肉，血汨汨地流着，人已暈过去了。現在外面已經戒严，附近又沒有大夫，大家面面相覷，束手无策。
  这一个夜晚極不安靜，李景林派好几个騎兵到庄子上找我們，要我'們俘擄来的日本人和繳获来的槍枝。这些人走后已是深夜，我又到裕大工房去，这时受伤的至姓工友因为流血过多已經死去了。我們这些守在他旁边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我的心情很沉重，回到家，怎么也睡不着，我悼念这位死难的烈士，他的死激起了多少人的阶級仇恨啊！
  第二天，天还沒大亮，也就是早晨四点多鐘，李景林的軍队包围了郑庄子，我和好几百名工友一起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