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多人少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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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经验汇编》 图书
唯一号: 020020020230024682
颗粒名称: 地多人少大有作为
分类号: F327.21
页数: 15
页码: 232-246
摘要: 该文讲述了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司家庄大队在解放后通过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艰苦奋斗、大干苦干,逐渐改变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的故事。
关键词: 宝坻县 农业学大寨运动 农业生产

内容

我们司家庄大队,座落在蓟运河的滩地上,有八十九户,四百四十九口人,一千八百三十九亩耕地。解放前,这里是个四十多户的小村,每到汛期大水屯门,往往是“水没锅台,院里行舟”。堤外是大中庄洼,也就是有名的北大洼。即使河堤不决口,上游水流来时,也积水三尺;如果河堤决口,洪水泛滥,整个大洼就是一片汪洋。历史上曾经有三十年没断水,三十年没收粮。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地主老财的残酷剥削,广大贫下中农被逼得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据老年人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全村流落他乡冻饿而死的,就有五十多人。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走上了集体化的康庄大道,经过互助组、合作社,建立了人民公社。随着国家对潮白河、蓟运河的治理,我们也依靠集体力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逐渐改变生产条件,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对大洼的改造进度缓慢,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直到一九六二年,我们那里还是“春季飞碱霜,夏季看草荒,秋季水汪汪,冬季滑冰场”。好年成亩产不过一、二百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整风运动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抓住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这两个反面教员,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步步引向深入。一九七〇年冬季以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河滩地上建设了园田,虽然还只是一水一麦,亩产达到六百多斤;堤外建设了条田、台田、园田,挖了排水渠、渗碱沟,打了机井,基本上可以旱涝保收;大堤上、渠埝上、路两旁,植树近五万棵。今年春大旱,秋大涝,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虫害,我们仍然跨过了《纲要》,向国家交粮三十万斤,集体储备也增加了十四万斤。现在,全村广大干部、社员,变冬闲为冬忙,正在为早日过“黄河”、跨“长江”而奋勇战斗。
  同样是我们司家庄大队,还是我们这些干部来领导,仍然在盐碱荒洼上种庄稼,为啥近三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深深感到:过去走的步子缓慢,农业上得不快,千差万差,主要是我们路线觉悟差。“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端正路线,坚持苦干实干,就能够正确认识大洼、改造大洼。
  端正路线 树立大有作为的革命志气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迅速把农业搞上去,不仅是生产革命,更重要的是思想革命。我们大队,地多人少,每个劳动力平均担负十四、五亩地;地处大洼,土质又坏,除了盐碱就是黑土漏风。过去总觉得慢慢来是理所当然,这种思想认识一直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一九七〇年九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指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使我们受到了很大触动。大队党支部结合学习社论,进行了开门整风,主动征求群众意见。有的群众说:“你们领导班子年年喊学大寨,思想路线不端正,大寨经验怎么推得开?面貌怎么变得快?”群众的尖锐批评,深刻地教育了我们。于是,党支部成员坐在一起,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大家围绕盐碱洼能不能改,学大寨的步子能不能快,是群众无为还是领导班子无为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回忆了邢燕子同志下乡以来,带领群众改天换地的事迹:
  一九五八年,邢燕子同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她来的第二年,就遇到了特大涝灾,全村大部分庄稼被淹没了,给革命、生产带来了困难。当时有些人产生了动摇,对发展生产信心不足,燕子同志却说:“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咱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穷棒子”精神鼓舞下,她串连了十几名妇女,组成了冰上治鱼队,冒着“三九”的严寒,去冰上打鱼,大搞生产救灾。在她们的影响带动下,全体社员苦战了三个月,白天在冰上治鱼,晚上打苇帘,这两项生产,共收入三千九百多元,光燕子她们妇女捕鱼收入就二千六百多元,战胜了灾荒,使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就在这场抗灾斗争中,我们大队的“燕子突击队”也成立了。一九六〇年春天,在“燕子突击队”带动下,广大社员群众奋发图强,向大洼宣战,开荒种田,苦干一春,开垦荒地四百二十亩,当年就收了粮食。就在这一年,我们大队结束了吃粮靠国家的历史,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爱国粮。一九六二年,我们继续改洼治碱,搞了台田一百多亩,开天辟地,在大洼第一次种上了玉米。这一年,粮食又获得了大丰收,不仅完成了六万五千斤的征购任务,还卖余粮两万七千斤。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光辉指示指引下,邢燕子同志又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九六五年秋天种麦时,燕子队投入了平整地面的战斗。在她们的影响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硬把五百多亩年年被水冲的河滩地搞成园田,使第二年小麦一季过了《纲要》。燕子队搞的试验田,年年亩产五百到七、八百斤。这些事实都说明,大洼能改造,大洼能高产,邢燕子同志早就给我们树立了样板。
  通过回忆,使党支部成员深刻认识到: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上有两个东西在作怪:一是右倾保守,畏难情绪。认为“大洼地多、人少、条件差,夺取高产困难大”,得慢慢来。二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认为“司家庄虽然单产不高,但总产不小,贡献不少。”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造成了满足现状,不求快上,结果是思想因循守旧,行动墨守成规。这与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不相符合的。根子找到了,我们又以“地多人少是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我们的贡献大还是贡献小?”为题,从干部到社员,发动了一场群众性的大讨论,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教导。邢燕子同志再次给大家讲述她下乡十二年来四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幸福情景,还引导大家回忆我们大队解放前后的变化,算了几笔账。首先是拿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同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作比较。解放后,党和毛主席十分关怀大洼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拨给了大量的资金和物料,在上游修了水库,在下游建立了扬水站,加固了河堤,使昔日茫茫水连天的大中洼,免除了洪水的危害,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提高。现在,我们虽然对国家有些贡献,但比不上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大,比不上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大。其次是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的要求算账。象我们这样一个有一千八百多亩地的大队,每年只向国家交售几万斤、顶多十几万斤粮食,只够二、三百人吃的,实在太少了。接着,又用“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目标来对比,更加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太低,不能自己过上好日子就忘记了天下还有很多没有解放的阶级弟兄。越算,广大干部、群众的头脑越清醒,算掉了“贡献多”的思想包袱,算出了要“多贡献”的决心,算掉了“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算出了“大有作为”的革命志气。大家认识到,我们做计划,办事情,不能只想到自己的一家一户,一村一队,而要从全局出发,要有伟大的共产主义胸怀。如果只满足于“贡献不少”,只满足于自己够吃够用,就志气低,干劲小。通过这场革命的大讨论,使人们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大洼“地多”与“人少”这一对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大洼地区地多人少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地多决不是什么坏事,更不是创高产的负担。地多,增产潜力大,正是增产粮食的有利条件。地和人,人是起决定作用的。邢燕子同志的斗争事实,早就说明我们是可以大上、快上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学大寨,坚持大干苦干,条件再差,困难再大,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大洼地区是大有可为的。
  在我们开展大讨论当中,阶级敌人为了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极力散布:大洼产量低是“天经地义”的谬论。我们抓住这一阶级斗争的事实,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狠批了“低产有理”的谬论,并批斗了一个破坏生产的富农分子,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大群众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阶级敌人要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们怎么会不反对我们夺高产!”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树立了“多增产,多贡献”的雄心壮志和“大有作为”的革命志气。思想路线端正了,方向也明了,决心更大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身在大洼干革命,誓教司家庄换新天。
  明确主攻方向,苦战沥涝盐碱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我们不但要认识大洼,更重要的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大洼。只有这样,才能在大洼地区大有作为。过去,我们大洼为啥产量低而不稳?原因很多,从客观上讲,主要的是涝和碱危害最大。所以,我们把改土治碱,大搞条田、园田定为主攻方向。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坚持同错误思想斗,同风雪严寒斗,从实践中找经验,苦干实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村西,有一百多亩盐碱最严重的地,种不保苗,历年单产不过百斤,是块难改造的“拉腿田”。一九七〇年冬天,党支部提出要迎难而上,先改造它。有些人想不通,认为“这块老碱包,连草都不长,有啥改头,等实现机械化再说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愚公移山》,并以“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坐等机械化”为题,发动群众专门讨论,终于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坚定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大家说:“要干就先拣硬的干,咱们不能向自然低头。大寨贫下中农能劈山造平原,沙石峪贫下中农能在青石板上夺高产,我们为啥不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拚命干,把‘拉腿田’变成高产田。”认识一致了,党支部全体成员就带领全村男女老少,顶风雪,战严寒,打响了改土治碱的人民战争。在打冻方时,不少人的虎口震裂了,仍然坚持不下火线;铁锨遇到江石卷刃了,磨好了再干。经过一冬春的艰苦奋战,开挖了十一条排碱沟,动土二万五千多方,终于把这一百多亩盐碱地改成了条田。一九七一年冬天,我们又以民兵为骨干,起早贪黑,昼夜奋战,大干一冬,挖坑泥四千多车,全部铺在这一百多亩条田里,使“拉腿田”变成了高产田。去年虽然大旱,亩产仍由原来的百十来斤提高到三百多斤;今年又增加到四百斤。这一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只有艰苦奋斗,死打硬拚,才能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低产变为高产。因此,我们根据大洼农活紧、劳力少的特点,坚持改土治碱长年不停,把冬闲变成冬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九七〇年冬,我们搞条田一百七十多亩,一九七一年冬搞条田二百五十亩,一九七二年冬又搞条田二百八十亩,三年来共挖泄水渠和排碱沟三十二条,全长一万二千四百米,动土近六万方,使全村条田由原来的一百亩发展到八百亩。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事物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改土治碱也要坚持不同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有些地虽然搞了条田,可是盐碱程度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就拿我们村西南的一百五十亩盐碱地来说,一九七一年,我们利用一冬时间挖了五条排碱沟,把这块盐碱地搞成了条田,虽然涝的问题解决了,但产量还是没有大幅度提高。为了弄清原因,我们同群众一起研究,总结经验,集中了群众的意见,采取了“盐碱地里建条田,条田里边建园田”的改土治碱办法。一九七二年冬天,我们带领群众,对这一百五十亩条田进行了平整,并打上两眼机井,建成了园田,经常浇水洗碱,使产量由原来的一百多斤,提高到今年的四百多斤,有些地块达到五、六百斤。就是这样。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摸索规律,三年来,全村的园田由原来的一百四十亩,发展到七百六十亩。这样,全村的条田和园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使单产逐年提高,贡献逐年增加。
  在改变生产条件中,我们也碰到了劳力不足的矛盾。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人多和人少是相对而言的。人少,只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甚至顶几个人。人大干,地就大变。因此,我们坚持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带头大干,带头吃大苦,耐大劳,出大力,流大汗。这样,就影响和带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干部也取得了领导生产的主动权。在批林整风中,我们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从反修防修的高度,不断提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邢燕子同志工作忙,会议多,但她挤时间参加劳动。今年她访问日本回来,刚到村,马上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劳动,管理麦田。她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她常说:“不参加劳动就会变修,一个干部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经常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大队的干部,都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去年,九名支部成员,每人平均参加劳动三百天以上,形成了干部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脏活累活干在先,关键时刻冲在前的局面。今年八月下大雨,一天一夜降雨三百多毫米,平地积水八寸多深。我们几名支委,夜里三点多钟就顶着风雨查看水情,带领群众排水救苗,仅用两天多时间,就把九百亩积水全部排除了,保证了秋季的好收成。
  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全村社员群众,不论男女老少,人人为革命出力。老贫农王文焕,已经八十一岁了,儿子担任大队干部,孙子又参了军,当他看到大部分劳动力去搞条田,场上人手不够时,就主动参加劳动。有人劝他说:“您这么大年纪,也该歇几天了。”他却说:“学大寨那能分年老年少,我岁数大了,干不了重活,干轻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看看大洼在变,我心里高兴,怎么能呆得下呢?”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老年人和家庭妇女,也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我们还注意了狠抓路线教育,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前几年,由于受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我们队,有些政策没有落实,也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在批林整风中,我们狠批了林彪一伙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落实不落实党的政策,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认识提高了,落实政策也就自觉了。在大干改变生产条件中,我们认真落实了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等经济政策,有效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原来我们这里,男女同工不同酬,对妇女不管干啥活,总是记七分多,妇女同志有意见,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在改土治碱中,我们打破了男女界限、年龄界限,实行了定工生产,同工同酬,妇女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我们大队的“燕子队”,是由二十几名女青年组成的。从一九五九年建队以来,十四年如一日,那里困难那里干,艰巨任务敢承担,在农业学大寨中发挥了妇女“半边天”作用。去年三秋时,她们看到男劳力忙于秋收,为了抢种适时麦,主动承担了平整地面的任务。在邢燕子同志带动下,她们用铁锨挖,扁担抬,苦战了一个多月,动土一万一千多方,把一百多亩高低不平的河滩地搞成园田,为夺取今年小麦丰收创造了条件。
  坚持科学种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坚持科学种田,是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重要途径。知识青年科技小组,试验成功了很多增产项目,但是过去我们存在着“地多人少,全面推广科学种田不好搞”的错误思想,以致科技小组的许多试验成果,没有被利用起来。近几年来,我们在主攻改土治碱的同时,狠抓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全面落实,坚持科学种田,收到了显著效果。
  实行科学种田,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一九七三年讨论种植计划时,群众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提出扩大优种高粱种植面积的建议。阶级敌人却大泼冷水,胡说什么“优种高粱没有‘祖宗种’秸秆高,来钱多。”有些干部、群众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对扩大优种高粱也想不通。我们抓住这个问题,及时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金钱挂帅”等黑货,开展“究竟是以粮为纲,还是以钱为纲”的路线分析,使大家划清了界限,明辨了是非。贫下中农说:“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要看清方向路线。如果抓了钱,丢了线,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结果顶住了歪风邪气,全大队六百二十亩高粱,优种占五百七十亩,使今年高粱产量获得了大幅度增长。为了保证集体和社员个人使用秫秸,我们也统筹兼顾,适当地安排了五十亩本地高粱。现在,我们大队的粮食作物已基本实现了优种化,并向自己培育优种的方向进军。一九七〇年我们从外地引进二斤东方红三号小麦优种,经过几年的复壮提纯,现在已繁殖出四万多斤,既满足了本队的需要,又支援了兄弟社队。今年,科技小农场还种了二十四个小麦品种,进行复壮提纯,对比实验,努力培育出适合我们本地条件的优种小麦。
  在推广优种的同时,我们还不断批判“种多种少在于人,收多收少在于天”的右倾保守思想,不断因地制宜地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引进新技术。引进新技术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就拿今年春天轧麦来说,开始就有不少人接受不了。有的说:“春天轧麦子,没听说过,不轧坏才怪呢!”因此迟迟不见行动。经过到外地参观学习,才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全村小麦大部分在返青后至拔节前这一阶段进行了镇轧。从结果看,轧与不轧大不一样。轧过的麦子,第一节都比没轧过的矮壮,穗头整齐,后期虽然遇到几场大雨,没有发生倒伏现象;而没轧过的,在第一场风雨中就出现了倒伏,影响了产量。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要想夺高产,就得相信科学,敢于打破旧框框,不断创新路。不然,就不会有所前进。”
  总之,经过几年的斗争,使我们感到:地多人少,潜力很大;大洼地区,大有可为。事实雄辩地证明:农业问题,不是简单的人和地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土地、肥料加技术,而是路线问题。只有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才能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打胜仗,才能象大寨那样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把农业搞上去。
  我们在学大寨运动中,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距离党的要求相差很远,比起先进单位,我们还处在落后状态。从领导班子上看,我们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学大寨的步伐还不大。从改变生产条件上看,我们过去是重地上水,轻地下水;重化肥,轻粗肥;重河滩地,轻滩外地。全村的机井较少,园田、条田标准不高,养猪积肥是个薄弱环节。这些,还障碍着农业的大上、快上。我们大队是邢燕子同志的家乡,邢燕子同志在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司家庄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最大关怀、鼓舞和鞭策,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不辜负全市人民的希望,决心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一九七四年我们的战斗口号是:“高举红旗学大寨,力争实现八、一、一,苦干实干拚命干,展翅飞翔变江南。”就是争取明年粮食亩产八百斤,棉花亩产一百斤,实现一人一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充分利用今冬明春的有利时机,把十大文件学习好,把党支部建设得更加革命化,进一步增强团结,改进作风;使广大群众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顾大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时,要在改变生产条件上下功夫。今冬明春准备铺沙改土一百亩,挖条田和平整高标准园田六百亩,打机井七眼,并办起养猪场,建大圈两个、小圈七十个,为明年亩产过“长江”打下基础,用实际行动落实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更大贡献!

知识出处

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经验汇编

《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经验汇编》

本书记述了天津市农业学大寨运动,总结了坚持基本路线、科学种田、重视水利建设、实行科学分工等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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