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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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图书
唯一号: 020020020230024502
颗粒名称: 回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分类号: K292.1
页数: 19
页码: 53-71
摘要: 本文记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一个抗日根据地。该地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天津市 抗日斗争

内容

冀东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这里就留下了革命先驱者的足迹。马列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及中国早期革命活动家江浩同志都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活动过。影响所及,许多革命志士追随着革命先驱者的足迹,在这块土地上谱写了一篇篇浩气永存的壮丽诗篇,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冀东,更有着述说不尽的光荣历史。
  关于冀东抗日根据地(以及发展到冀热辽根据地)的事,距今虽已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了,正因为印象深刻,所以桩桩件件记忆犹新。值此奋发图强建设四化新时期,把这段艰苦奋斗的抗战历史回忆并记录下来留作参考,是很有意义的。
  (一)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炮轰我沈阳北大营,公然发动侵华战争。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很快就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在日寇扶植下成立了伪“满洲国”。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攻占我山海关。三月,日寇开始进攻冀东长城各口。当时驻扎在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在冀东本地义勇军的配合下,参加了对日作战,深为全国人民所赞许,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但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抗战部队孤立无援,终于被迫撤退。接着,日寇便很快占领了长城沿线和热河及滦东地区,并直接威胁我华北腹地。
  我是冀东乐亭县人。在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参加的革命。一九二五年又经李大钊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入了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南方大革命失败后,我回到冀东,在乐亭县担任县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调至天津,在顺直省委工作。在这期间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后在东北和山东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又回冀东,从事救亡工作。
  当时正是日寇进入山海关之际,冀东大片土地沦入敌手,敌人的侵略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制止日寇继续入侵,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一九三三年秋,冀东党在迁西发动了农民武装抗日起义(或称“迁西暴动”),我负责组织了迁西抗日游击队和“冀东御侮救亡会”,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这次迁西暴动,事实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针对日寇入侵,另一方面是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但起义以后,反动政府在媚外政策的主导下,立即组织地主武装进行围剿、镇压。由于暴动队伍主要是农民,经验不足,武器也不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最后被反动派镇压下去,几十名革命同志被捕。
  迁西暴动失败后,使冀东党的工作受到了一次损失。但是在敌人残酷镇压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王平陆、魏春波、韩东征等同志仍然坚持斗争,在当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组织。
  我参加了迁西暴动,在受挫后回到乐亭,反动派到处抓我,但终于侥幸逃脱,潜伏下来。一九三五年底,上级指示,命我继李葆华同志代理京东特委书记。就在这个时刻,我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主力,举行名闻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到达陕北;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汉奸殷汝耕在日寇操纵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人民比华北其他地区早数年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代表京东党组织到延安参加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七月中旬回到天津,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芦沟桥事变已经爆发,河北省处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日寇把侵略中国的战火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日寇很快占领了平津及华北广大地区。继之“八一三”沪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七七”事变以后,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具体提出建立以雾灵山(即燕山山脉)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个决定,八路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先成立了以聂荣臻同志为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随后于一九三八年又成立了以萧克同志为司令员的冀察热挺进军,开辟了晋察冀和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到冀热边担任特委书记(路北),负责组织游击战争;同时派胡锡奎同志任京东特委书记(路南),负责支援游击战争。随后又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二同志到冀东工作。那时,王平陆同志在冀东已经组织起一支小的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在滦县多余屯村主持举行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冀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发动冀东游击战争。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由王平陆同志任司令员,史贞、李润民任正副政委,孔庆同任支队长。王平陆、高存等同志曾亲自率领部队在迁安、青龙、兴隆之间,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一度攻入青龙县的青河沿和兴隆县的药王庙据点,冀东和热南人民为之一振。就在这年十二月三十日王平陆同志亲自带队夜袭长城外青河沿日本据点时负伤,两天后光荣牺牲。
  但,这支队伍并未悲观失望,在魏春波同志的鼓舞支持下,在彭夫、高存等同志的领导下,又增加了滦县来的新生力量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去兴隆县打了药王庙等伪满警察据点。而后又分散为游击小组,分头打击汉奸、特务、日韩浪人及赌局、白面馆等罪恶场所,收缴了敌伪及汉奸的部分武器。这些斗争的成果,为以后冀东大暴动提供了经验,准备了一批军事骨干和武器。
  (二)
  冀东党领导的冀东人民抗日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有过三次高潮。
  第一个大高潮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旬,冀东有二十万人参加了抗日大暴动。
  在大暴动之前,上级党又增派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去冀东工作,我们通过自卫会冀东分会团结了上层爱国分子洪麟阁、民团头目高志远等人,并把各种群众团体组织到自卫会中。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五月,由于开滦五矿三万多人大罢工及七月的路南雇农罢工斗争等新形势发展需要,冀热边与京东特委奉命合并,并成立冀东抗日联军(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由我兼任第二路军司令,胡锡奎任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做了暴动前的组织准备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曾两次派人到平西和晋察冀军区与八路军联络,约定八路军挺进冀东时,冀东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为使冀东暴动成功,党中央派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从平西东进,进行策应。
  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宋、邓支队从平西出发挺进冀东。中共冀热边特委为了发动这次起义,在党作出决定之后,又和当时抗日同盟者国民党人洪麟阁、爱国民主人士杨十三等及高志远的代表在丰润县的田家湾子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通过党提出的冀东抗日联军行动纲领,决定组织冀东抗日联军六个总队,并商定七月十六日起义。此时党派来的同志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委员的名义,李楚离到洪麟阁的部队,王仲华到高志远的部队指导工作。
  田家湾子军事会议以后,各方面分头准备起义。这时,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担任伪警务科科长的朱欣陶同志,为起义提供了两条极为重要的情报:一是八路军宋、邓支队已于六月二十四日进入冀东平谷县靠山集一带,二是日寇马上就要收缴散布在冀东各县的二十三万枝民枪。这是日寇对冀东各地即将发生暴动有预感后的重要措施。因此在形势逼迫之下,原定起义日期不得不提前到七月七日前后。
  原打算冀东抗日联军成立六个总队,但起义后,抗日的工农群众如潮水般涌来,参加暴动的人总共有二十多万人,其中有开滦矿工七千人,编成了抗日联军三十九个总队和开滦煤矿区工人四个抗日救国总队。当时全部武装起来的战士有十余万人,其中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有二十五个总队、四个大队、两个区队。暴动的范围,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兴隆、青龙,南至渤海湾,到处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声势之大,威胁平津,震撼华北,使冀东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敢轻举妄动。从七月至十月,整个暴动期间,敌人一直龟缩在各个据点里死守待援。这时,八路军乘机占领平谷、蓟县、迁安;暴动的人民武装曾占领了卢龙、玉田、乐亭、宝坻等很多县城和几乎全部集镇。
  冀东各县人民武装暴动以后的情景是十分感人的。人民感到“胜利了!”奔走相告,欢呼雀跃。送亲人参军的动人场面,群众踊跃献出枪支、弹药支援起义部队的热烈景象,到处都可见到。
  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在遵化县铁厂会师,召开了铁厂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冀察热宁军区,统一指挥抗日部队,公推宋时轮、邓华二同志任军区正副司令员,下设五个分区,可惜这个决定未能实现。以后召开的九间房(丰润县属)会议认为,青纱帐倒后,暴动队伍人数太多,目标太大,又未经训练,战斗力差,遂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日联军全部西撤整训,只留下少数部队包森、陈群等三个小支队坚持在冀东。
  在冀东暴动时,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不仅没有起到配合作用,反而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当官的只图搜刮财富,士兵没有战斗力,以致遭到人民群众的厌弃,最终在敌人进攻中全部溃散或投降。
  西撤的抗日联军全部五、六万人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向平西进发。由于部队是刚组织起来的,缺乏军事骨干,又未经训练,在蓟县、密云、潮白河一带,连续遭到日寇、伪满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队伍大部分被打散了,只有一千多人到了平西,六千人返回冀东,整个部队损失了十分之九。
  当冀东暴动开始的时候,日寇正忙于进攻武汉,无暇顾及其后方,故暴动得以迅速发展。待暴动全面展开时,武汉已失守,敌人在战略上即停止西进,开始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另一方面,却腾出手来,回师其后方进行“扫荡”,特别是对起义后的冀东进行大力“围剿”,以致使得冀东暴动胜利成果未能巩固下来。
  抗日联军西撤中途退回冀东的六千人和包森、陈群等支队会合一起后,由于有共产党人的领导,钢铁般的意志,并不悲观失望,各部队仍坚持了抗日斗争,并在丰、滦、迁三县的交界腰带山及洪口山、鱼子山等几个狭小地区继续与敌人周旋,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与残酷斗争,终于打退了强敌的多次“扫荡”、“围剿”。当时,有些部队士气曾受到一些影响,个别部队濒于瓦解。为此,抗联司令部又在迁西的柳沟峪召开了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重新作了部署,稳定了军心,并着手恢复地方工作。
  (三)
  冀东暴动后的人民抗日斗争,由失败转向坚持,进而重整旗鼓,加强地方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并使冀东抗战进入由我党统一领导的进程。
  进入一九三九年春,我们的部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从未放弃一切打击敌人的机会。这年春天,包森部队在遵化县活捉了日寇宪兵司令赤本大佐,极大地鼓舞了冀东军民的士气。
  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因宪兵司令被捉,调集了一万五千兵力进行报复性大“扫荡”。由于我们的地方工作做得好,群众对我竭诚的拥护,虽然部队力量单薄,在狭小的地区内仍能安全度过。到了这年秋天,冀东抗日联军三个团又开到平西整训,并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这支部队由我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包森任副司令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当大部队去平西整训期间,在冀东仅留了一小部分部队进行坚持,虽然减少了敌人对冀东军事上的注意,但敌人对我的进攻始终没有放松。敌人企图消灭这支部队的卑鄙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可是冀东人民受到敌人的摧残是严重的,如一九四〇年初,发生在潘家峪的惨案,敌人竟采用各种恐怖手段,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血腥屠杀,群众死伤达一千三百余人。但是潘家峪的人民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惨案发生后成立了与敌人不共戴天的“复仇团”,配合部队向敌人袭击。
  为了开创冀东抗日新局面,使冀东地区抗日工作统一由我党领导,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项工作,一九四〇年一月,在遵化县阁老湾召开了党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运昌、包森、刘诚光、周文彬、李子光、王少奇、丁振军等同志。会议决定冀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丰、滦、迁老根据地,开辟盘山、鲁家峪两个新根据地。在丰、滦、迁老区方面,由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卢企明、江士林同志率五、九两个总队,以肃清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组织青年报国会和报国队等群众工作为主;在扩大新根据地方面,由包森、李子光同志率领二支队主力和蓟县游击队,开辟以盘山为中心的西部根据地;另由我和徐志、耿玉辉同志率七总队,开辟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玉、遵中部根据地。
  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加强以后,紧跟着便是军事工作的大力开展。年初,冀东党作了如上的安排以后,六月间,去平西整训的部队及干部相继归来,十二团配合十三团在蓟县盘山发动了几次对敌攻势,打了几个胜仗。当时,我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摧毁沦陷区敌人的统治机构,扩大新根据地,重点在鲁家峪和盘山。那时,鲁家峪以南,我部队根本不能活动;盘山则是土匪窝。群众对拿枪的人都怕,革命的抗日游击活动立不住脚。我们的部队进入那里以后,积极打击敌伪,消灭特务,肃清土匪,组织人民,开展了有力的军事活动,尤其是十三团在包森同志领导下,在白草洼一战歼灭了盘踞在蓟、遵地区大稻田的一股强敌,即日本帝国主义武士道老牌常备军武岛马队。当这股敌人七十多人马,从蓟、遵地区大稻田出发,向盘山奔袭时,被我军伏击全歼,击毙了敌酋武岛队长。
  由于包森副司令员率十三团全歼敌骑兵的胜利斗争,震慑了敌伪,并振奋了我军民,为我们打开冀东西部地区奠定了良好基础。继这次战役以后,接着便开辟了蓟南平原,并在蒙、黄土坎进行多次战斗,消灭了一批日伪军,肃清了盘山土匪六百多名,取得了巨大胜利。西部地区军民在两三个月时间内,把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三十六股之多。
  随后,十二团部队又进入到丰、玉、遵地区,先后攻克鸦鸿桥、新军屯、老庄子等敌伪据点,并攻入赵各庄煤矿。丰、玉、遵地区的迅速开辟,使冀东东部根据地与西部根据地连成一片,整个冀东抗日根据地便初具规模。
  (四)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我地方工作也开始逐步打下基础,首先成立了以焦若愚同志为专员的冀东专员公署,相继建立地方政权,成立了遵化、丰滦迁、蓟平密、丰玉遵等四个联合县政府,并加强基层工作,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在地方工作中,初步建立起财粮制度,克服了经济工作中的紊乱现象,壮大了经济力量,保证了部队供给和人民生活。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我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阶段;而另一方面,也是敌伪疲于奔命、损失惨重的时期。敌人虽曾在东西两部进行了几次“扫荡”,都被我军粉碎了。
  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敌人对冀东举行空前规模的夏季大“扫荡”。五月二十一日开始,日军出动了华北军一个师团,关东军一个旅团、六个联队,加上敌守备队和伪军,号称“十万精兵扫荡冀东”。他们从西、北、东三面山地向我压来,企图将我压至玉田、蓟县平原地带加以消灭。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再加上侦察工作跟不上,受敌面广,没有及时掌握敌人全部动向及意图,所以被迫打了几次恶仗,我们处在被动地位。
  六月一日,十三团在玉田杨家套、杨家板桥与敌人激战一天,第二天转到十棵树、六道街子继续激战。战斗结束后,第一营连夜转移至盘山、平北及兴隆一带,另两个营和教导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出去,保存了实力,但损失了部分枪支。十二团在陈群团长带领下,自六月二日起,在丰润、玉田连续同敌人血战几次,六月十二日,在玉田孟四庄,陈群同志不幸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这位身经百战的长征干部到冀东以后,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深受军民爱戴。陈群团长牺牲后,一营营长杨作霖同志也光荣牺牲了。但部队在化悲痛为力量中,在新任团长曾克林同志的率领下,继续英勇作战,这次反“扫荡”战,我部队处境被动,虽有较大伤亡,但杀伤敌伪军很多,我们保存了大部主力,斗争锐气并未挫减。
  在这次反“扫荡”战后,我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等敌人“扫荡”一过,便立即返回原地,利用青纱帐有利条件,集结化整为零的部队,迅速恢复地方工作,并为开辟热河游击区准备了条件。
  一九四一年夏季反“扫荡”战结束后,为了巩固冀东根据地,扩大部队的回旋地区,冀东区党委举行了大张屯会议,决定用全力开辟热河山区根据地,使部队能得到充分的回旋余地。同时,加强老根据地内的锄奸防特工作,以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这是冀东党在发展、巩固、扩充抗日根据地工作中的重要战略措施。
  会后,在八月份派高敬之、周治国等同志带武装工作队到口外伪满敌战区探路,继派十二团、十三团深入热河山区,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迅速开辟了都山以西、雾灵山之间约四十万人民的地区。热河人民在敌伪长期统治压迫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盼我军犹如久旱盼云霓,我军一到,人民竭诚拥护,使我军开辟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不到四个月,兴隆、承德、青龙、平泉等大片山区成了游击根据地,燃起了热河人民抗日的烽火,使我冀东抗日根据地扩大成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了。
  正当我全力开辟热河根据地时,侵华日军则忙于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冀东日军大部被调走,用伪治安军代替其防务,企图在我根据地普遍建立据点和碉堡,推行“分割”、“清剿”等策略,妄图最后消灭我武装力量。伪治安军除当地已训练成熟的以外,又从冀中、山东等地调集,共调来二十三个团约三万多人。先以团营,后以连排为单位,分驻在我冀东根据地内要害地方,妄图实现其吃掉根据地的迷梦。针对这种情况,冀东军分区参谋长曾克林连续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即驸马寨会议及傅家城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发动一场打治安军的战役,以保卫冀东抗日根据地。
  (五)
  打治安军战役是冀东抗日战争第二个高潮的开始,意义极为重大,是巩固扩大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大战役行动。
  从冀东军分区两次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击伪治安军以保卫冀东根据地以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二团和十三团各一部在遵化四十里铺伏击了从三屯营向遵化县城移防的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第六团,共歼灭敌人集团军司令部又两个营和一个团部,这是第一仗。然后,我军一鼓作气打了双城子、刘备寨、凉子河、西旧寨、牵马岭、果河沿等几个战斗,整营整团地消灭伪军,并攻克了迁安县杨店子大据点。在这些战役中消灭了治安军第三集团军的一个精锐营,俘虏一个营,歼灭治安军第二集团军的第四团全部,击溃其第三团,并俘获七百余伪军。此役继续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历时三个多月,共打了二十三次胜仗,在武器方面,缴获轻重机枪六十余挺,长短枪六千余枝,大炮两门。
  在打败了治安军以后,包森同志率部准备惩罚进犯的伪满军时,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在遵化县野户山同伪满军一次遭遇战中不幸被敌冷枪击中,光荣牺牲。包森同志是有勇有谋忠诚党的事业的出色军事指挥员,在冀东地区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的死,是冀东党和军民的重大损失。在包森同志牺牲后不久,在遵化铁厂附近甲山战斗中,深受军民爱戴的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团政委、老红军刘诚光同志也壮烈牺牲了,我们又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
  另一方面,打治安军战役的胜利刺痛了敌人,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敌人以二十七师团为主,配合残余的全部伪军发动了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举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并大力扩增据点,成立“伙会”,派遣奸细,实行诱降,企图瓦解我抗战部队,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敌人以极其残暴野蛮的手段,奸淫掳掠,烧杀抢夺,危害百姓,妄图征服冀东人民。
  在敌人的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中,我冀东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人民被屠杀了两万余人,青壮年被抓去的更难以数计。如在蓟县、玉田一带敌人黑须部队对冀东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采用火烧孕妇、冰冻和刀劈活人等酷刑,威逼群众,企图割断军民的密切联系,滦县的敌伪军一次屠杀潘代庄群众六百余人。
  由于人民遭到杀戮,军队的卓越领导同志包森、刘诚光、陈群等壮烈牺牲,引起了冀东军民的巨大悲痛和极大仇恨。为了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给受害人民和烈士报仇,一九四二年六月,冀东部队在热河王厂沟召开了追悼誓师大会。会上由我作了战斗动员,号召全军奋勇作战,消灭日寇,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为受难人民雪恨。于是轰轰烈烈的“复仇战役”便在这年的春季开始了。
  这次以打击日军为主的战役,从七月开始,共与日军作战二十余次,先后在甘草河、石各庄、彭家洼、洪水庄进行数次激烈战斗,消灭了近两千日军,其中歼灭了二名日军大佐。我军在战斗中进一步发展壮大,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战斗力大大提高。复仇战役胜利后,我军新组建了十一团,由赵文进同志任团长。在复仇战役的同时,我们鉴于冀东地区敌伪兵力的增加,形势十分严重。乃决定继续深入敌后,解放敌占区人民,扩大解放区,派出十二团去滦河东,一区队去北宁路南,三区队去锦热路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由于我军复仇战役的胜利,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又重新集结力量,开始“扫荡”,进行所谓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而我们也总结了上年反“扫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敌进攻我根据地,我进攻敌人后方”的方针。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我军主力在敌人“扫荡”一开始,就转到外线作战,参加开辟新地区的工作。
  敌人在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挖空心思地实行了所谓“沟壕碉堡政策”(简称“沟碉政策”),从山东、河南、冀中等地抓来十多万民伕,在大批日伪军的监督下,在冀东地区挖了东西三道,南北四道各几百里长的大壕沟,沟宽二丈,深一丈五,三至五里设一碉堡,实行所谓“沟碉政策”和“清剿剔抉”、“清水摸鱼”、“烧光、杀光、抢光”等灭绝人性的政策,在长城沿线及热河南部,东西七百里,南北三百里的区域内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我军民的联系,以达到孤立我军,实现其“清水摸鱼”的目的。
  在此严重时刻,晋察冀军区于一九四二年秋派李中权同志到冀东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提出政治整军的任务。于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冬到四三年春,坚持在“无人区”内进行了政治整军运动。通过这次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部队在各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加强了部队的纪律,巩固和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在军队建设中创造了模范连,改善了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为以后冀东军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
  第三个高潮是一九四三年春恢复冀东基本区战役。
  在我军采取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恢复冀东基本区战役,这是冀东抗日战争的第三个高潮,也就是为粉碎敌人“沟碉政策”,扩大和建立冀热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当时,我军以恢复基本区为目的,用三个团的主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分三路进入基本区,经过丰润的南坨、蓟县的九百户、遵化的马家峪等几次大战,粉碎了敌人的“沟碉政策”。我子弟兵以惊人的勇敢和坚毅的决心,越过数道封锁沟,向敌猛扑,发动了凌厉的对敌攻势。
  恢复冀东基本区这一重大战役行动,是冀热辽根据地得以坚持并扩大的转折点,它打击了敌人的凶焰,粉碎了“沟碉政策”,挽救了当时冀东根据地基本区的危局,使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又走向上升的新时期。
  随着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在路南挖沟计划,并摧毁了滦东由卢龙到桃林口的封锁沟与一连串的据点,使我新开辟的北宁路南和滦东地区逐渐走上巩固阶段。同年,青纱帐起,我军又恢复了玉田和宝坻的部分地区。
  一九四三年夏,冀东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中共晋察冀分局决定,将冀东特委改为冀热边特委,由我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成立冀热边行署,下设五个地区委和专署,实行一元化领导。
  这时,热南口外承德、兴隆地区在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内斗争十分残酷。我们为了巩固这块新开辟的地区,派遣部队越过锦热路北,深入承(德)平(泉)宁(城)地区,积极组织群众建立承平宁游击根据地。在这一行动中,我军解放了数十万热河中部人民,把抗日游击战争推进到朝阳、赤峰、围场地区。
  一九四四年春,华北敌伪军为准备进攻中原,作垂死挣扎,在冀热边地区收缩据点,我根据地面积得以大大扩展,我军在滦东路南地区,又连续取得了打治安军和开辟凌(源)青(龙)绥(中)的胜利,局面日益开展。二月间,为恢复蓟遵地区,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八月间又举行恢复蓟县的战役,打垮了李午阶的伪军部队,恢复了蓟县、玉田地区。同一时期,我军又深入通县、香河、顺义、武清等地区,活动到北平、天津近郊,使那里在敌寇统治下的人民重见天日。
  到了一九四四年夏,由于蓟县、玉田的恢复及蓟、遵地区的廓清,通、香、顺地区的开辟,关外凌、青、绥的开辟,使我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完全连在一起,关外从凌青绥到丰滦密,关内从山海关到通州,从锦热路到渤海湾,除铁路沿线及极少数据点外,基本上都纳入我冀热辽革命政权的治理之下,在这个地区内,人民可以自由来往,冀东的敌人兵力日绌,已无法维持其血腥统治。
  但敌人决不甘心失败,它为了最后保持其殖民统治,将伪满大特务姜鹏飞委任为伪“冀东行政长官”,兼伪军总指挥和新民会长,也实行一元化领导。伪满部队以十余万兵力,计伪满正规军十个旅,讨伐大队二十七个,倾巢而出,提出“总体战”口号,涌入冀热辽境内,向冀热辽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
  反伪满军的战役是冀东抗日第三高潮中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注定了敌人彻底失败的命运。
  (七)
  为了适应根据地扩大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决定建立冀热辽军区,成立冀热辽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由我任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委、李楚离同志为副书记,张才方同志任副司令员,张明远同志任行署主任。组织形式的变动,更有利于冀热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到一九四四年底,冀热辽区已有十万党员,二万正规军,二十万民兵,二十五个联合县,二十五个县大队,解放区的人口达到五百六十万人。
  针对日寇及伪满特务姜鹏飞率大批伪军进攻,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率领全体军民进行了猛烈的反击。
  姜鹏飞进关以后,动员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间谍等手段,全力向我展开进攻。敌方兵力,除姜逆的伪满洲军以外,还投入了原冀东敌独八旅团全部,不断向我奔袭合击。十月间,以两万余机动兵大举“扫荡”蓟平三及丰玉遵地区。在此战役中,我军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优秀的共产党员、党政军卓越领导人周文彬(即金成镐同志)、吕光、丁振军、王少奇、李杉等同志,在杨铺战斗中同时壮烈牺牲。
  冀热辽的军民,在与敌人生死搏斗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们终于保卫住了冀热辽这块根据地,保卫住了挺进东北的前进基地,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奉延安总部命令对日寇举行全面反攻,先后调出八个主力团和一个营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冀东部队挺进东北,东路由曾克林、唐凯同志率十六分区部队四千人打先锋,先解放了山海关,于九月六日到达沈阳;中西两路由舒行、赵文进两同志率十四、十五分区,共三个团一个支队五千余人,于九月中旬解放了热河省;我率军区前方指挥部和三个团一个营,共四千五百人,出山海关经锦州于九月十六日到沈阳与曾克林部会师。三路由冀东派出的部队,在解放东北扩建部队的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八)
  冀东及逐步发展扩大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就地理位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处在东北和华北之要冲。工、农、渔、盐、矿各种物资十分丰富。境内有北宁、平古、锦热三条铁路干线,公路、河流纵横通达,并有塘沽、秦皇岛两个通海港口,为兵家必争之地。冀东是华北沦陷后敌人的重要兵站基地和交通枢纽,常驻敌军有数万人之众。冀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存在,对敌人来说就象是如鲠在喉。
  反过来说,冀东人民和热南、辽西人民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创建并坚持在这块土地上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之转弱为强,反复战斗,终于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冀东地区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境内除秦皇岛、唐山两市和昌黎、滦县、宁河、武清,以及通县、密云、顺义等几座县城外,广大城乡都已为我军收复。东起山海关,西迄平津,南临渤海,北至热河,包括五个专区二十六个县,共六百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周围并与冀中、冀察、东北各解放区紧密相连。
  但是,正当我冀热辽解放区人民欢庆胜利重建家园时,国民党反动派却背信弃义,从峨嵋山上下来“摘桃子”,对我党我军和人民付出血肉代价建立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从此,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无情的“内战”又强加到我们头上。冀热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又把保卫冀热辽解放区的神圣任务担负起来,一直战斗到冀热辽和全国解放!(一九八〇年十月)

知识出处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天津市的文史资料,其中包括了早期的北方工人运动、回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冀东抗日大暴动始末、天津北部解放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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