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二七年，天津这个华北大城市，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市场。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商场——中原公司突然诞生，给经济界以莫大的刺激，使当时英、法租界的繁荣景象，受到了影响与威胁，而日本租界的主要马路旭街和南市之间的商业网，却几乎以中原公司为主体而接连贯通起来。
  中原公司的勃然而起，当时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臆测。一般人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进逼华北的形势论断，猜测它是日本财阀对华进攻的先声，又以其踞立在日本租界势力范围内，疑是三井、三菱的替身。一般官僚、政客则根据投资对象和公司内部的中心活动人物，又揣测逊帝溥仪可能是后台老板。总之议论纷纭，都在冷眼相看。
  那末，中原公司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它是循着什么曲折的道路迈进的？它在当时社会经济上起过哪些作用？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如何挣扎的？仅就回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创立中原公司的缘起
  二十年代，在旧中国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下，民族资本商业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压力下寻求出路。华南的香港、广州，华中的上海、南京、汉口等大商埠，新型的大百货商店纷纷兴起，盛极一时。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以及其它百货公司的典型事业，不断刺激商业的集中发展，引起了许许多多民族资本企业家的羡慕，跃跃欲试。尤其是对海外华侨，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实业救国”、“振兴中华实业”的爱国思潮。因此，华中、华南各大地区的百货企业绝大多数是通过华侨资本与国内实业家的紧密结合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原公司也不例外，同样是依靠了这种财力与人力的结合而从崎岖的道路上走过来的。
  中原公司的创办人基本上是香港和上海先施公司培养起来的骨干分子，他们在华中、华南各大商埠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其中如林寿田、黄文谦，出身于香港先施公司，后提升为上海先施公司助理；林紫垣，侨日经商多年，阅历深远，与华侨有深厚友谊；而陈军海、何逸洲、容厚刚、何嘉年等，均从事商业多年，身居先施公司主任、秘书等重要职务，熟悉公司组织内情，目睹各大公司蓬勃兴旺景象，深知有利可图。然而，商业竞争时代，没有雄厚的资金，空有创业心愿也是无济于事。资金，就成为企业家追求的目标。
  一九二五年，黄文谦首先以五万元作为筹办基金，并资助林寿田、林紫垣等人投资附股。于是年冬季在上海成立筹备处，先后脱离先施公司，对外招股，拉拢得力人材，开始走上创业的道路。
  他们考虑到区区几万元资本，在上海滩竞争，一定受到大企业的排挤，为了依靠实力援助，一度到香港邀请先施公司总监督马应彪合作，集资成立分公司。当时马应彪许以从长计议，迟迟不予实际答复。由此知道竞争所在，援助无异空想，终于下定决心，依靠自力更生，闯码头开辟新路，毅然放弃上海市场，走向华北的广大商业阵地。
  二、投靠军阀官僚资本的幻灭
  二十年代天津的商业面貌，除了英、法租界内一些外资经营的企业和洋行货栈比较略具规模以外，大都是小本经营的商店。比起上海市场，落后了几十年。几位久居上海的创亜者，面对这样冷落的市面，难免不存有戒心。因为当时天津居民不过六、七十万人，大部分集中在旧城厢和南市一带，购买力薄弱，他们对这些当时所谓华界地区不敢问津，一心希望在法租界梨栈比较热闹地段创基立业。但帝国主义霸占下的租界，早已成为官僚政客、高等华人的享乐世界，寸金尺土，地皮奇贵。想购置一段合适地基，不通过有钱有势的大亨出头打通关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正当大家取舍意见莫衷一是的时候，当年保皇党政客徐善伯失意后从上海来津。因他与林紫垣有一面之交，力言创立大企业非投靠下野的军阀官僚不足以扩大资金及买到地基，更难以抵御社会势力。一席话无疑是解决了中原公司创业者们当时的疑虑心情，鼓起了前进的信心。
  通过徐善伯的活动，从当时一些下野的军阀如陈耀珊、陈光远、陈希晃等人当中，或多或少地认了一点股份，在某种程度上确是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引起了社会上金融界的注意，振奋了创业者们的心弦。于是，着手调查市面，选购地基，并在大沽路兴隆洋行楼上设立了筹备处，策划经营方针，为中原公司确立了发展大计。
  军阀官僚之投资，归根结蒂是建筑在“唯利是图”的基础上的。企业家利用他们的招牌作号召，而军阀官僚们又以空头诈取为目的，因此中原公司扩大招股成为当时社会议论的中心，并不断招来许多零星小股，在资金方面起了补充作用。但是正当购买地基议价筹款的紧要关头，军阀官僚股东们却按兵不动，扬言要待企业开张才能交股。这样一来，给创业人以严重的打击。
  三、外商乘机哄抬地价
  大型百货企业之所以成为垄断事业，在拥有庞大的资本以外，犹有赖于建立宏伟建筑物作为号召。中原公司的建筑计划首先决定于购地问题，当苦心招罗的官僚资本暴露了空头支票的把戏以后，创业者接受了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依靠自己力量的重要性，因此没有灰心。黄文谦决心再拿出一部份资财，拼凑起零星股金，打算先解决地基问题。如果地皮一旦获得解
  不愁声势不会振奋起来，股金自然会随之扩展。
  创业者有了信心，醉心于法租界繁华中心，决心与上海先施、永安媲美，不惜用超乎本身力量的资金，购置通衢地皮。经过多次选择，决定向英商先农房产公司洽购黄牌电车道与绿牌电车道衔接地段（即今交通旅馆及劝业场附近）作为建筑大楼的地方，预计建筑七层大楼，压倒法租界一切店铺。
  英商先农房地产公司原是天津房地产的大垄断企业，拥有英、法租界繁荣地区大片土地。中原公司选购的地段，正是该公司认为奇货可居待价以沽的“宝地”。当中原公司开始洽购时，即现在交通旅馆的地皮，首先要价大洋十五万元，这种乘机勒索的手段达到当时地价的高峰。中原公司为了地价问题，几经托人出力斡旋，要求合理定价。岂料事隔两天，第二次议价时由于同业在暗中倾轧，先农公司不但不允降低地价，反而不承认第一次所提地价是十五万元，改口为十五万两。按当时银价换算，竟又提高六万元左右。这一打击断绝了创业者在法租界争霸的念头，深知有人从中作梗，而英商又乘势哄抬，迫使中原公司放弃在法租界立业的慾望，不得已转而趋向于日租界。
  四、在日租界物色建筑基地
  日本租界，对中原公司创业人说来并不是理想中的乐土，国际紧张局势的气氛，使人们预感到企业将会受到时局影响的危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专横霸道，咄咄逼人，令人难以忍受，同时日租界的环境条件比之繁华的法租界和热闹的南市和官银号一带，都更显得冷落无生气，不适于大型百货企业的发展。然而，军阀官僚的资本落了空，英商又哄抬地价，同业倾轧，招股无大进展，时间的一再拖延，对创业者非常不利，必须当机立断，另辟途径。
  以当时市场形势而论，日租界固然不及法租界与南市具备有利因素，但地处两个繁盛地区的中心，可以沟通南北市场，补两地之不足。作为商业枢纽，因地制宜，可以创造条件，尤其主要的是地价较低。经过一番物色，就在当时旭街中心，仅以三万余元代价买下了中原公司大楼建筑基地。到此，总算大局既定，有了转机。
  在日租界开设大商场，繁荣旭街市面，这对日租界局（日租界行政管理机构）来说，的确是一心盼望的大事，因此日本领事和警察署频频邀请叙会，来表示热诚支持与协助，极尽怀柔笼络之能事。日本人把几位到处碰壁、进退两难的实业家，捧为座上客，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五、华侨资金的实力援助
  在投资合作的问题上，华侨一向是罗致的对象。海外侨胞对祖国发展实业一向是抱有最大热忱的。中原公司既已奠基于日租界，进一步在日本华侨中发展投资合作对象，开辟日本货源，正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创办人中以林紫垣曾在日本横滨、神户两地经商多年，与侨胞中金融实业界、进出口商业界过往甚密，识人较多，当时决定用优先股待遇为条件，由林紫垣亲自到神户招收股份，物色合作对象。
  神户市是日本的通商口岸，华侨在此经营进出口事业的不下百数十家。侨胞当中汇丰银行买办蓝赞襄，正金银行买办鲍翼君，都是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资本家。林紫垣到日本后，首先以此两人为对象，提出征求投资合作意图，并以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及其他新兴事业中，华侨投资合作的巨大成就为例，阐说实业救国的崇高理想，进一步推论华北广大市场的发展远景，极力鼓吹、劝说二人入股。几经周折磋商，终于协议成功。蓝赞襄投资十万元，就任总经理；鲍翼君以发起人名义投资及代招五万元。事成之后，风传横滨、大阪各地侨胞踊跃投资，又得十数万元，并征得侨商裕贞祥、万利公司同意接受代办事务，打开了货源路线。华侨实力的援助奠定了中原公司的基础，更增强了创业人的经营信念。中原公司终于在华侨资金与企业实力的紧密结合下，迅速地发展起来。
  六、平地起高楼
  一九二六年，中原公司的资金在日本华侨的赞助下，有了新的发展，香港、上海的实业界也先后附股，从认股数字看来已接近一百万元。然而投资的人，大多不肯轻易冒险，因此，首先要从大楼施工开始，才能稳定股东交股的情绪。针对这一关键问题，决定着手兴建大楼。
  地基买好以后，当时许多人考虑到地处日本租界，恐受政治影响，不能作长远打算，主张以原有铺面先开设临时商场，静观时局的发展变化再作深远计划。但是这样一来，与原来招股章程有抵触，反会引起股东疑虑，影响交股。
  正当决策未定的时候，日本领事闻讯后立即邀请创办人座谈，表示日租界局愿意对中原公司予以特殊优待，允许在建筑大楼时一切建筑执照直接由领事馆批准，对中原公司业务予以保护。并通过领事馆协助，在原有东三省官银号地基之外，继续买下日商中户川的副华洋行房产及三炮台电影院，扩大了地基范围。
  当时在租界内动工建筑执照往往辗转拖延三几个月，还要请客送礼。中原公司大楼则由于特殊待遇，一文未花，在日本领事馆的纵恿之下迅速地动工建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繁荣，担负起开荒事业了。
  建筑设计开始以来，大小建筑行业纷至沓来，都希望作成一笔大交易。当时英商、日商的建筑业，通过种种威逼利诱手段，都想垄断此项工程，而华商的基泰工程公司，自恐其力量不足，经验不够，未敢竞争。但在外商的高价敲诈下，中原公司终于接受了基泰工程公司的建议，采取协作方式，由关颂声、朱彬、杨宽麟几位工程师设计，并参照港沪各大公司蓝图，采取各大建筑的优点，结合基地条件进行设计，而所有绘图费用转作股金投资，实现了不依靠外商、通力合作的奋斗精神。蓝图确定后，由夏兴公司投标包工，全部建造工程，楼房计高100呎，塔身高度与楼房相等，构成了俯视海河，鸟瞰全市的气概。楼房造价计占二十六万元，电梯、货柜及装修设备占二十一万元，共计四十七万元。
  大楼建造工程从设计图纸开始，直到全部竣工，整整经历了一年。在工程进行期间，也是几经波折，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是大楼地基紧靠海河西岸，本是河流冲积地，地质松软，土下七八尺便有水源涌现，对七层大厦的负荷力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在施工阶段中，重新作了精密的力学测验，全部敷设木桩，加厚地基。在工程进展中，股金尚未能如期收到，但为了早日工竣营业，最好日夜施工，与施工单位商订提前交工的奖励办法，以提高建筑效率，但资金不继，势必中途停顿，因此矛盾越来越大。当此欲速不达、欲罢不能的时候，总经理蓝赞襄毅然答应公司请求，除原有股金十万元外，另行附充十万元，嗣后并随将此款转入正式股金。困难由此解决，工程的进度更加迅速，大楼逐层往上高耸。在这样声势下，原认股的资金才争先恐后地交齐。大楼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底全部落成，崭新的面貌开始出现在海河岸上。
  七、积极组织货源
  中原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以香港、上海各大公司的业务方向为蓝本，确定开辟一、二、三层楼为百货商场，经营洋广杂货、布匹、呢绒、绸缎及食品用具，以后逐步增建鞋厂及家具工厂；四、五两层开设游艺场、大戏院；六楼及七楼露天花园附设酒楼。
  在大楼工程接近完成之前，先后派出大批采购人员分别到华中、华南各地组织商品。当时在商业传统中，重视个人信誉，可以得到较优的进价并通过友谊协商信用赊销，于是由林寿田率领经验丰富、信誉较高的进货能手如梁子发、何逸洲、容厚刚、周可能等人，深入港沪，组织货源。由于大楼工程费用浩大，资金来源有限，要想充实大楼商品，势非百数十万元不办，因此只能采取远期赊销方法，以补资金之不足。所幸大楼工程将次第完成，风闻南方各地的工厂商号都乐于拉拢关系，作长远交易，不多时便洽购了六、七十万元商品，另外日本侨商亦源源到货，使大楼具备了开张的充实条件，货源亦由此建立起来。
  八、开幕盛况空前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中原公司百货大商店正式开幕。开幕之前，各界人士都以此为谈论中心，对大楼内部情景都存着神秘的推测，尤其对升降电梯兴致更浓，咸以先睹为快。在报纸广告的宣传下，轰动华北各地。因此距开幕前数日马路上已是人山人海，瞻观大楼雄姿。塔尖高耸入云，更使人盛赞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奇迹。公司考虑到开张后的秩序与安全问题，首先决定采取购票入场办法，门票每张一角，作为购货代用券，避免过度拥挤发生事故，并可吸收一定数量的营业额。虽然如此，仍是应接不暇。
  一月一日清晨，旭街与福岛街四周早已人头拥挤，车马无法通行，大有万人空巷之概。当时为了扩大声势，增强社会地位，邀请下台的大总统黎元洪剪彩揭幕。在鞭炮齐鸣、乐队响亮声中，四门大开，千万顾客拥进商场。竟日川流不息，入夜仍是车水马龙。是日观光游客过多无法选购商品，虽如此，营业额尚达到一万五千元。
  九、春节大闹剧场
  中原公司的诞生，看来是顺利的，然而与潜在势力的矛盾暗中却日益加深，终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大楼自兴建至开幕的过程中，由于依赖了日租界局上层力量的支持，一切事务走了捷径，破坏了当时的社会习惯。然而旧社会恶势力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租界局的一些潜在势力，一向凭借帝国主义特权掩护，横征暴敛，他们对中原公司早已看作一块肥肉可以大大捞些油水，岂料中原公司不但不买帐，在领事馆的压力下反而事事白效劳。因此巡捕房、消防队等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中原公司在开幕后，急于扩建游艺场及剧场，以及六楼饭馆。几经努力，终于在是年阴历春节开锣演剧。该部主任郑瑞阶，深悉社会内幕，建议经理部向各机关送礼请客，留给几个包厢，作为官面应酬接待。但是经理部以为有领事馆撑腰，不必过于服软，且恐例端一开，将会成为惯例，受害无穷，为此只给了年赏二、三十元作罢。他们对此更觉不满，视为奇耻大辱。公司当时也预料到剧场恶习复杂，为了防止意外，分派得力人员把守剧场入口，一律凭票入场，因此情况更为尖锐恶化，一场恶斗由此爆发。
  剧场开幕排演新戏，早已座无虚席，锣鼓喧天，热闹非常。待至夜戏开始后不久，一位自称租界局消防队的顾客找到副经理黄文谦，质问为何污辱租界局人员，寻衅扰乱。双方在争论中，该人提起黄文谦衣领加以凌辱，职工闻声赶到劝阻无效，乃将此人困在电梯厢内，打算报告巡捕房处理。不料该人立即吹响警笛，楼下早已潜伏数十人闻声抢入剧场，向在场职工不分青红皂白动手殴打。一时停锣息鼓，秩序大乱，形成一场哄堂斗殴局面。
  经理林紫垣立即奔赴领事馆要求保护，并请惩办肇事人员，领事馆借口中原公司不应私禁公务人员，如要求惩罚必须双方都受处分，否则只能以口角斗殴作罢。中原公司迫于无奈只有屈服。一场倚势行凶事件，终于在恶势力压迫之下忍气告终。
  十、兴盛时期
  中原公司自一九二八年开业后，生意日渐兴隆，商业信誉日益巩固，无论港沪及日本各厂商都乐于赊销商品。是年秋季，在上海组织了大批滞背商品，进价较廉，于是在秋季首次举行大减价，在当时市场来说，天津大规模大减价尚属创举，招徕顾客户限为穿。由于绸缎货削价倾销，受到各界人士欢迎，拥挤不堪，竟至挤破柜台，大肆抢购。由此一举营业额突然提高到日销五、六万元，不特为全市之冠，比之港沪各大公司亦无逊色。如是经营了一年多，获利甚厚。为了扩大货源满足供应，原拟由经理林紫垣及陈军海等赴英国伦敦等地进货，以适应当时英、法租界上层社会人士之需，但自一九二九年以后，国际金融起了重大变化，金价猛涨，货价转昂，恐有损失，乃改由林寿田率领进货人员，急趋日本采购。当时正值日货大量倾销，大阪、神户、名古屋各地给予优厚折扣，而侨商裕贞祥、万利公司又大力协助，通过这一活动，中原公司业务到了鼎盛时代。当然，对民族工商业的打击也是很严重的。中原公司只图厚利又何尝顾念其他呢！
  十一、天津分店从苦难中产生
  一九三一年当“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事件爆发后，华北局面急剧变化，天津的日租界立时冷落萧条，英、法租界以及华界的居民轻易不肯踏入日租界。反日运动日渐高涨，抵制日货的呼声遍地响应，当此民族存亡的时候，中原公司事业由盛极一时的局面突然转变成瘫痪状态，每天只卖三、五百元。直至是年十一月，日本特务机关组织“便衣队”借机挑衅，二十多天以来中原公司不但无法开业，职工亦不能进出，经理部面对如此紧张局面，日夕谋求对策，终于乘机逃入法租界，物色到华中路铺面房子十多间，组织起中原公司临时支店，一方面继续营业，一方面收容大量职工。经此变化后，大楼业务已是一蹶不振，而临时支店则以范围太小，不足以扩大经营。
  这时，英商泰隆洋行正计划在绿牌电车道（即今之滨江道）建造平房数十间，拟作铺面分租，中原公司闻讯后，向其提出合作建议，条件是改成楼房结构，全部接连贯通，由中原公司全部承租，月租五千元，五年为期。一九三二年落成，正式成立中原公司天津分店。一方面打开法租界市场出路，扩大营业区域；一方面防止大楼再受时局影响，以之作为退路。
  十二、附设银行吸收游资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原公司在时局影响下，大楼业务每况愈下，分店之成立，虽略有转机，然而因筹设资金已抽调三十余万元，流动资金日益感到不易周转，况处当时情况下，金融业存有戒心，不敢大量贷款。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决定在公司内部成立储蓄部，予以较高利息，吸收股东游资，一年以来颇见成效。至一九三二年乃扩大资金五十万元，成立中原银行，划分资本独立经营，作为中原公司流动资金的后备力量。
  十三、北平分店成鼎足之势
  中原公司从创业至一九三三年，六年之间，在平津一带，已有了商业声誉。但天津总店终因地处日租界不免常受时局变化的影响。当时鉴于北平市场日趋繁盛，且除东安市场而外，尚无大型商店出现，为此董事会决在北平正式设立分店。
  一九三四年乃在北平东城王府井大街开办了北平分店，并大力扩张，目地在于逐步抽调总店资金，充实北平分店基础，为一旦不得不转移阵地时作准备，可谓用心良苦。
  十四、十年竞争的没落
  中原公司在天津日租界、法租界及北平形成鼎足分立之势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转瞬间华北广大地区为日寇所侵占。中原公司迁地为良的幻想又成泡影，仍然喘息于日本势力范围之下。
  “七七”前夕，公司眼见局势急转直下，曾考虑到“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教训，极力将得力人员及贵重物资借口支援平津两分店业务，暗中输送，以冀保存实力，必要时宁可放弃总店，免致全部受困。岂料日本帝国主义者狡恶万分，不肯放松一步，借口繁荣经济，威迫利诱限期复业，否则全部封闭。在当时势力控制之下，不得不重行复业，人员与物资又相继调回。
  中原公司昔日以为民族资本自发竞争的幻梦至此破灭，不得不仰承帝国主义鼻息，沦为日寇经济侵略的工具了。日租界局限制国产商品，指令必须经销日本产品；为了便利日侨，授意添聘日本翻译。一年以后，日本松坂屋百货公司通过领事馆势力，租借大楼三楼，作为松坂屋经销场所。中原公司从此业务一落千丈，元气大伤。中原公司开业十年的变幻以此为最。
  十五、水深火热的年代
  “七七”事变后仅仅一年，天津市面渐渐转趋平静。中原公司在曰本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逐渐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日本势力地区内可望恢复旧观。然而一九三九年天津洪水灾害，使中原公司重新陷入困境。
  中原公司天津总店和分店均处在日、法租界地势最低地段，水深六、七尺，货物虽得抢救及时，但楼下货柜家具已全被水淹，停业月余损失较大，事后修理耗费十余万元。
  大楼邻近日本宪兵队，为了囚禁中国政治犯，宪兵队竟强行占用三、四层楼，作为临时监狱，不准职工出入，日夜拷打囚犯，惨不忍闻，使中原公司一度沦为人间地狱。
  当水灾发生后，公司当局与职工发起赈灾义举，大家出钱制做馒头大饼，用大木船运往郊区放赈。不料误入日本驻军防地，船被扣押，职工数人遭受毒打。
  洪水灾害侵袭后，天津两店尚在善后整顿之中，不料北京分店于同年冬季竟又酿成火灾，全部物资化成灰烬。昔日苦心经营作为退路之所，不幸继洪水之后化为乌有，中原公司当年的处境确属险恶万分。
  十六、北京分店火险的交涉
  中原公司北京（北平）分店，地当王府井繁盛区域中心，名义上虽只是公司的分支机构，但当芦沟桥事变后，总店生意一落千丈，该店实质上已成为中原公司保存实力、开辟新道路的有力支柱。数年以来，费尽多少心血，在日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将总店物资逐步转移，力求充实北京分店力量，打算以此为经营重点，因此潜力较厚，发展可望。不幸在天津两店遭受洪水灾害损失惨重的同年，突然发生火灾，当时商品约在五十万元以上。因为不敢暴露物资真相，只在永安保险公司投保商品火险三十余万元。火灾发生后，永安保险公司认为火灾有可疑之处，委托外商公证行查验火场，意图在火场中找出可疑物证拒绝赔款。公司为了保护火场提防意外事件，日夜派人看守火场，唯恐发生枝节影响赔款。双方严密监视，相持了三个多月，公证行仍然蓄意拖延，不肯定案。公司为坚持早日赔款恢复营业，不得已聘请英国律师甘博士准备去上海英国租界当局对永安保险公司正式起诉，因为当时永安保险公司系在英国註册为英帝国主义所保护的企业。
  经过严重交涉，永安保险公司终因不能提出具体物证，开始允许在原则上同意赔款，但要查对中原公司分店帳目，证实物资价值与保额相符方能赔款，以此作为刁难条件。几经交涉，才得到协商按保额百分之九十赔款，计收回三十万元左右，无形中损失了二十余万元。
  经历了半年的斗争，赔款事项才算了结。为了保存公司命脉，不得不抽调一部分资金，又在王府井大街（即今儿童服装商店）另行租房，重新建立新商场，继续营业。
  十七、大楼一炬成焦土
  中原公司当年所以雄视华北，敢与华中、华南地区先施、永安各大公司相抗衡者，每每以大楼宏伟建筑而自豪。但终于招致一场大火，遭受致命打击，几至覆灭。
  一九三九年北京分店火灾后复业不久，天津总店业务亦略有起色。是年夏季，大楼商场内部同一天内，分别在呢绒柜、家具柜、冷食部及其他各处，同时发现了定时炸弹数起。所幸发现尚早及时清除，脱离了险境。由此更加提高警惕，设置专职消防组织，夜班并有专人住店巡逻，事态渐渐稳定，以为万无一失，不料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午夜一时，大楼楼下玩具柜突然起火，燃着赛璐璐商品，火焰立时蔓延开来。该地又靠近电梯通道，顺着电梯口火势直窜楼上。当年楼上全部为木板楼面，长年使用煤油、地板蜡，俱是引火之物，瞬息间，各楼着火，火势燎原，不可收拾，顿时火光冲天照耀全市。抢救无效，全部商品、货柜、装修设备均化为灰烬。
  火灾尚未停息，日租界局立即传讯经理及各部负责人员，并将所有消防及看守人扣押，严加审讯，百般威吓，认为是纵火事件，有政治嫌疑。上下职工备受刑辱。
  中原公司大楼的建筑物及商品的全部火险，系由日商三井洋行承保，共计三百五十余万元。三井洋行以租界局提出政治嫌疑问题，最初拒绝赔款。但日租界局以如此重大火灾事件发生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唯恐暴露弱点，受到东京责备，为此迟迟不予发表；同时中原公司的能否复兴直接影响日本租界的经济面貌，三井洋行终于接受租界局的指示，将火险赔款全部偿付。
  在火险赔款尚未确定之前，中原公司为了维持局面等待赔款，不得不在平津两分店调动一部分物资利用中原里职工宿舍设立临时商场继续营业，维持三百多职工生活。自灾后至重建复业，又在挣扎中苦苦经历了一年。中原公司劫后余生，不能不有赖于鼎足分立之势，否则经此一举，实不堪设想了。
  十八、大楼焚后重建
  中原公司劫后重建问题，在当时说来确是十分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按照火灾前的发展倾向而论，正宜趁此机缘，放弃大楼，将赔款资金致力于平津分店的发展，既有经营前途并可脱离羁绊，是诚因祸得福之举。但考虑到日本当局肯于顺利赔款，不外意图早日恢复经济面貌，大楼如不重建，赔款亦将成画饼，反而招致迫害。火险赔款虽能如数赔偿，然而“七七”事变以来，物价已逐步上涨，凡属建筑器材全部为帝国主义控制物资，修建费用庞大，又有招致破产之
  所幸大楼建筑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经由基泰工程公司勘查复验，逐层楼房使用大量砖石，进行压力测验，证明结构完整，可以作局部修建。对建筑材料亦得到日租界当局批备供应。由是决定施工重建。公司为了预防万一，乃确定增添加固工程，外表使用黄色瓷砖装饰，改为立体建筑，并于底层利用空间地位，添设圈形中二楼形式，扩大商场面积。直至一九四一年，乃再以新型姿态重新出现。全部修建费共约一百五十余万元。中原公司至此侥幸重生，但已竭尽余力，外强中干之势由此形成。
  十九、逐步走向穷途末路
  中原公司大楼重建后，业务渐有起色，但因工程耗费巨大，平津两店资金，抽调过多，影响亦大；且值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物价暴涨，货物补充不易，营业情况渐现虚盈实亏之状。为了补充资金力量，不得已进行招股增资，以为挹注。
  中原公司二十余年间，资金的几经变化，不但不能解救企业本身的实际困难，反至随着反动政权通货膨胀的危机，终至破产。
  成立初期，资金总额为一百三十万元，计分一万三千股，每股大洋一百元。其中主要股东，在创办人中有黄文谦、林寿田、林紫垣、陈军海、赵泽苓、何逸洲等人，约占三十万元；官僚资本中陈耀珊、陈光远、陈希晃、徐善伯等人，约占二十万元；海外华侨如蓝赞襄、鲍翼君、黄启勋、王重山等人，约占三十五万元；其它多属零星散股或以堂记名号化名的流动股份，按当年股东名册编号，最多达一千余户。
  大楼重建后增资为伪联币四百万元。当时为了维持老股利益，规定原股升值一倍，另招一百四十万元，由老股按照附股比重，优先认股，余额多少再行招募外资。此次增资，纯属股东内部附充资金性质，且以当年财产估计超值甚多，以是大致仍由原股补充，基本上变化不大，外资比重为数不多。
  日寇降服后的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由于经济危机日益加剧，货币贬值，物价一日三变，使零售商业虚盈实亏的现象日见加深。为了适应当时情况，不能不采取增资办法，以弥补亏损。当时考虑到老股实力薄弱，无力扩大资本，决定增资法币八亿元。老股升值为二亿元，保持四分之一财权，其余六亿元公开招募，目的在吸收官僚资本资金，扩大政治力量。首先罗致南京官僚资本孙治强、张国豪等人，打算以企业合作性质投资，改变经营方式，进行投机活动；惟终因条件过苛，老股利益损害太大，乃作罢论。最终为国民党军长林伟俦入股一亿，其它如河北省银行姬奠川、盛锡福大资本家刘锡三等人加入一部份资金，其余断断续续拖延至一年以后直到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才勉强招足。其间已千疮百孔，依靠贷款周转度
  日。
  资金的一再变化，使中原公司逐步走入穷途末路。
  二十、中原公司走上新生的道路
  天津解放后，中原公司从泥坑里走上了康庄大道，从此得庆新生。
  解放后，中原公司京津三店职工五百余人首先得到政府关怀照顾，分别安排了工作。一九五。年在清理了汉奸、战犯及官僚资本之后，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一九五六年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全部资产合营，根据赎买政策私股获得定息保证。从此，中原公司正式走上社会主义经济的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