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回到天津，大肆进行所谓“接收”。佛教僧人大圆、仁义见有机可乘，便与国民党中统特务朱玉田、郑晓帆等勾结在一起，接收日本寺庙，成立佛教组织；他们裹胁天津各庙僧众，利用佛教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效劳，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活动。一段时间，天津佛教纷纷扰扰，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本文就国民党反动派与天津佛教的这一段“因缘”，提供一点情况。
  （一）佛门败类大圆、仁义
  大圆是天津人，半路出家，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广济寺受戒后回到天津。仁义是江苏省人，自幼出家，军阀混战时期就已经来到天津。大圆与仁义这两个和尚在天津都没有庙，也不在寺庙“挂单”，而是流动地到一些有钱的居士家里去借住。他们未尝不想占据个寺庙，但由于在天津佛教中不十分受欢迎，所以只好寄食施主，以待时机。
  大圆生得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性情古怪。他标新立异，行头陀行（音Hang），披散长发，束月牙箍。后来他在天津边沿地区讲经说法，逐渐吸引一些妇女受戒为尼，收作弟子。
  他的女弟子通领在东局子万兴庄有房舍，便在那里建立个小庙，取名观音寺，大圆也住这个庙里，从此便算有了个落脚之地。大圆还以他自己为始祖，按“大、通、悟、学”四个字传宗接代，十几年间居然传到“学”字辈，招收了一伙徒子徒孙，在天津终于声名渐著，俨然“高僧”了。
  仁义为人精明强干，而又野心勃勃，专横跋扈。一九二五年他与蔚县僧人天真合伙在日租界松岛街（今哈密道）立了一个佛堂，不久仁义便和他的亲信阮仲明（居士），串通一气，挤走天真，独占佛堂。此后，西关街维摩院住持悟亮圆寂，仁义又勾结律师张汝嘉（居士），企图将该庙霸占到手，但悟亮生前已委托德亮代管，未能达到目的。后来仁义便在日租界明石街（今山西路）熙来饭店后身安养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的房屋，作为栖身之所，但却不称寺庙，而起名为“佛教研究会”，借此招摇撞骗，培植自己的势力。阮仲明一直和仁义在一起，替他出谋划策，成了他的左右手。仁义在安养里一面讲经说法，一面暗中与某居士之妻姘度。
  这两个佛门败类，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因而在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反动派一拍即合，成为国民党特务利用的工具。
  （二）抢先接收日本寺庙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篡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重新统治天津。这时仁义见到实现其野心的机会来到了，便设法与国民党政客、特务勾结来往。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处“劫搜”敌伪产业，仁义馋涎欲滴，想捞一把，便通过中统特务朱玉田、郑晓帆、李捷三（三人名义上都是居士）等人的关系，以天津佛教会的名义（为了便于利用，仁义把佛教研究会改名为佛教会），多方联络僧俗佛教徒，组织了一个佛教接收敌产委员会，由天津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崔竹亭（居士、福星面粉公司经理）领衔，委员有李唐民（居士、新中国广告社经理）、张伯麟（居士、神功药房经理）、中道（和尚、华严寺住持）、洗尘（和尚、佛经流通处负责人）、德果（和尚，南海下院观音寺住持）、道修（华严寺僧人）等人。仁义的胃口很大，原打算把日租界的五处日本寺庙（宁夏路的东本愿寺、河南路的金光寺、妙法寺、金刚峰寺和包头道的观音寺）全部接管过来，但结果只弄到金光寺和东本愿寺两处庙产，可是这时国民党政府新设的敌伪产业处理局在清查中认为佛教会系社会团体，无权接收敌产，因此限令交还。仁义慌了手脚，连忙召开委员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抬出老牌军阀靳云鹏（居士、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向该局进行斡旋，打通关节，结果得到通融处理，用佛教会名义向该局申请洽购，只交了很少的价款，就领到了两处庙的产权证。
  经过这一番周折，两处日本庙的产权最后确定下来。仁义把金光寺改名为万寿寺，自己当上了住持，同时还筹备正式成立佛教会，会址也设在这里。至于东本愿寺则改名为大觉兴善寺，打算从北京广济寺约请现明法师的法徒显宗任住持，但正逢显宗以汉奸罪被捕入狱，便改请广济寺知客喜然来津担任大觉兴善寺的住持。翌年（一九四六年），喜然利用现明法师的声望，并倚仗佛教“大护法”靳云鹏的势力，在大觉兴善寺传授了一次三坛大戒，戒期五十三天，新受戒的四众弟子二百余人。此举打破了天津佛教的沉寂，恢复了中断四十年之久的传戒活动，曾轰动一时。
  除接管日本寺庙以外，仁义还接收了一些铜佛象。先是日本侵略者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制造武器的需要，从华北各地抢来一些佛、道教寺庙的铜象，集中在天津河北区五马路北头化铜厂的院子里，准备熔炼。但还未来得及这样做，日本就战败投降了。仁义就以佛教会的名义把这些铜象接收过来，为此还于一九四五年九月，特意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迎请佛象的道场。被邀前往化铜厂参加的佛教四众弟子很多，包括各庙的住持、僧人，以及一些居士，其中有律师张汝嘉、恶霸女窑主韩翠玉和国民党留用的原日伪警察分署长梁琦（绰号“梁五道”）等。搬运工人把一些铜象搭上几辆兽力大车后，韩翠玉等人用事先准备好的黄绸子缠满佛身，蒙上佛头。然后道场开始，由大圆、仁义等带领四众弟子在佛象前分两列排班站立，同时僧众吹吹打打，乐声四起。奏乐毕，大圆、仁义等带领与会四众弟子同声念诵经咒佛号。作完道场后，开始拉运，在四众弟子前呼后拥之下，行经五马路、中山路、金钢桥、大胡同、东马路、和平路、鞍山道，来到河南路佛教会。梁琦身穿警官制服在前面指挥开路，一路上僧众吹吹打打，引来很多群众围观。热闹非凡。
  （三）成立佛教组织，争权夺势
  正当仁义和大圆兴致勃勃地接收寺庙、佛象，准备成立佛教会组织的时候，哈密道金顶妙峰山下院灵感观音寺的住持宗镜也正纠集一些僧人，准备成立一个天津市佛教僧众联谊会，从而形成了和大圆、仁义之间两派势力的争夺。
  宗镜是湖南人，从小出家，北京广济寺的退居住持现明（也是湖南人）是他的剃度师。他跟随现明北来，住在北京阜成门大街广济寺，一九三四年来到天津。宗镜举止端庄，善于应酬，他和国民党司法院长居正、社会部长谷正纲等都有来往，与流氓恶霸袁文会、卢仲玉、刘宝珍等也有所拉拢。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于哈密道租了一所小楼房，成立了金顶妙峰山下院灵感观音寺，楼下供释迦牟尼佛象，楼上供王三奶奶。同时，宗镜还在庙里设乩坛，他自己是坛主，大搞迷信活动。宗镜在北京有一处关帝庙，在妙峰山上也有个小庙，每逢妙峰山香火季，他就领着袁文会等一批香客到妙峰山进香。
  一九四五年秋，宗镜约请天津各庙僧众前来灵感观音寺，参加天津市佛教僧众联谊会的成立仪式。会刚刚开始，仁义和阮仲明领着一帮打手，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大嚷大叫地说：“已经成立了佛教会，你们在这开会想干什么？如果不解散，就把你们都押起来。”宗镜野心虽大，但却胆小怕事，吓得躲上楼去，会议被搅散了。这个僧众联谊会还未出世便流产了。宗镜虽然和一些国民党要人有来往，但终究敌不过中统特务朱玉田、郑晓帆等人在天津的势力，所以只好甘拜下风了。
  仁义在河南路万寿寺正式成立了佛教会，把大圆推到前面当理事长，他自己任副理事长，常务理事五名，除大圆、仁义外，还有朱玉田、张汝嘉和德果，另有理事若干人。大圆、仁义强迫各庙僧众都必须参加佛教会，并且按时收敛会费。
  一九四七年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总会，天津佛教会并未接到开会通知，仁义得知消息后，派张汝嘉、曹世芝（居士，没挂牌的律师，民社党分子）和周子彬（居士，颜料商人），前往试探参加，由周子彬出钱购买飞机票，并供给往返所需的花销。这三个人终于挤进了会议，天津佛教会因此并得到南京总会的承认，大圆、仁义更加趾高气扬了。
  （四）利用佛教进行反动活动
  天津佛教会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朱玉田的把持下，驱使大圆、仁义，极其露骨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活动，强迫各庙僧众以佛教为招牌，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效劳。
  （1）配合国民党进行反动宣传
  仁义和国民党特务李捷三早就有所勾结。在他当上了万寿寺住持、并成立了佛教会以后，便把安养里佛教研究会的地址转让给李捷三，设立了友声电台，以佛教为掩护，形成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外围机构。友声电台的广播节目除了替美帝和蒋介石反动政权歌功颂德及造谣诬蔑共产党以外，还定期播讲佛经，配合国民党“戡乱救国”的反动宣传，从思想上麻痹群众的斗志，借以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2）为人民公敌蒋介石大搞“祝寿”活动
  一九四六年独夫民贼蒋介石六十岁，大圆、仁义为了向国民党政权献媚讨好，以天津佛教会的名义，举办为期两天的“祝寿”活动。他们强迫各寺庙僧众齐集佛教会，第一天为蒋介石进行“拜消灾延寿药师佛忏”的仪式，第二天开“祝寿”大会，会后念普佛，同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的佛号，无耻地祝愿人民公敌蒋介石“长寿”。
  （3）为反动政客“竞选”摇旗呐喊
  一九四七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摇摇欲坠，竟妄图以召开伪“国大”及成立天津参议会等手法，制造“还政于民”的假象，垂死挣扎，苟延残喘。一些反动政客、国民党党棍群起跳梁，追逐名利，大搞“竞选”活动。佛教居士富健康（精神病专科医生），为了竞选“国大”代表，除在社会上大肆自我吹捧外，还特别利用佛教的关系拉选票。中统特务朱玉田以五百另一票当选为天津市参议员，其中不少选票就是来自佛教的。
  （4）在佛教中发展民社党
  民社党和青年党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的帮凶。佛教的常务理事张汝嘉是青年党分子，曹世芝是民社党分子，他们两人都把佛教这块地盘当作自己进行反动政治活动的一个基地，发展个人势力，因此和大圆、仁义过从甚密。另外，段祺瑞次子段宏纲也是民社党分子，并且是该党在天津的负责人之一。段经常以居士的身份到佛教会活动，动员僧众参加民社党。除大圆、仁义加入了民社党以外，他们还向许多僧人散发了申请加入民社党的登记表，在一九四八年底登记后，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天津就解放了。
  （5）成立防共锄奸小组
  一九四八年末，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兵临城下，包围天津，国民党反动派惊慌万状。在国民党特务组织部署下，天津各行各业、各单位限期建立防共锄奸小组，搜捕地下工作者，威吓人民群众，妄图阻挠天津解放。
  在中统特务朱玉田和郑晓帆的直接策划下，佛教会于一九四八年底也建立了防共锄奸小组，大圆、仁义成了这个反动组织的负责人。在他们的胁迫下，有不少僧人被拉进防共锄奸小组，有的连本人也不知道就被编入这个反动组织。
  （6）成立僧伽救护队
  一九四八年底，天津在人民解放军重兵包围之下，成为孤城，解放天津的战役即将开始。这时在朱玉田、郑晓帆的指使下，大圆、仁义以佛教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僧伽救护队，胁迫一些青壮年和尚接受战时救护训练，然后派到城防前线去抢救国民党的伤员。
  上述种种罪恶勾当，足以说明大圆、仁义之流的“佛门弟子”，既没有“看破红尘”，也没有“遁入空门”，而是卖身投靠于国民党反动派，甘心充当蒋介石集团镇压人民的帮凶。天津解放以后，大圆、仁义因其劣迹昭著，受到了法律制裁；至于伸进佛教的罪恶黑手朱玉田、郑晓帆，本身就是中统特务，从未“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善恶到头终有报，被人民政权依法判处死刑，当然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