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在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一九七九年，北京、天津有几种书刊上登载了关于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天津觉悟社的一些资料。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我也曾写过两篇回忆的文章：《我所知道的觉悟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这些资料的发表引起了不少历史工作者研究的兴趣。不少的读者，出于对该社的创建者之一的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缅怀，很想知道一些更多的有关这个早期的进步青年组织的活动情况，及其成员们后来的思想变化与生活经历。一年以来，来访者曾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我感到只要追忆所及，就有责任把它补充出来，並对某些地方加以必要的考证与订正。惟作者年老多病，记力衰退，又以事隔六十年，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识者予以指正。
  一、觉悟社的成立经过
  这个团体是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下午，经过八月二十三日天津、北京学生三千人大闹天安门的请愿运动之后，有八个男女青年在由北京回天津的一列慢车上一路的谈话中产生的。这八个人是五个女的，三个男的。女的是：郭隆真、张若茗、郑漱六、周之廉、李锡锦；男的是：周恩来、关锡斌（现名管易文）、谌小岑（当时名谌伊勋）。我们乘的是一列客货慢车，每站停的时间很长。列车驶行时，我们站在一辆铁皮货车上，停车时大家都到站台上来。在四个多小时的行程中，谈得很痛快。张若茗、郑漱六谈得最多；郭隆真发言很少，但她的话是那么坚决肯定，几项决议都是她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的。其中两项重要的初步决定：一是改组天津学生联合会为男女学生的合并组织，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倡议；另一项是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各选若干人合组一个小团体，出版一份期刊，向北京学习，把运动的方向引向文化革命、改造青年思想方面来，也就是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提出的“革心”和“革新”的途径上来。这就是“觉悟社”的胚胎之始。
  在酝酿觉悟社社员名单时，由于最初的打算是出一个刊物，所以周恩来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五个工作人员都推出来了，那就是潘世纶（述庵）、薛撼岳、赵光宸（丹文）、胡维宪（后改名胡无），加上他自己。另外两个南开学生是马骏和李震瀛，合起来南开学校共有七人。其他三个人是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第一师范的关锡斌、北洋大学的谌小岑，这样，男青年总计十人。女青年方面的名单是郭隆真、刘清扬提出的，最初只提了八个人，后来看到男青年有十个，临时又经过研究，加上吴瑞燕和张嗣婧，以示男女平等。这是觉悟社所以迟至九月十六日才在草厂庵成立的原因。
  在发展新社员时，几经讨论，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省署门前大斗争以前，发展了三个社员。女社员张淑文是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另外有维斯理堂职员的一对夫妇。由于在“双十”斗争中，租界上的小型活动比较自由，而当时天津宗教界有不少人士对爱国运动表同情，维斯理堂在法租界，房子宽敞整洁，这对夫妻欢迎我们去开会，因此吸收了他们为社员。
  但后来由于女子师范已经开学，天纬路离维斯理堂太远，更主要的是由于这对夫妇的思想作风同我们都不能说是同路人，十一月间，李锡锦特为找了东兴里一栋比较宽敞的房子，并预备了一间客厅，觉悟社就搬到东兴里来了。维斯理堂的那对夫妇也就等于退社了。张淑文没有怎么参加“五四”运动，只不过同我们开过几次会。
  所以，我们一直说觉悟社社员是二十人。
  二、觉悟社的几项集体活动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左右的年会是在天津法租界维斯理堂前普爱里二十一号举行的。我因为当时是从汉口来参加这次会议，在这间房子里住过一个星期，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参加这次年会的有十四个人。其他六个社员所以没有参加，是由于关锡斌、赵光宸已在国外，张若茗回籍省亲生病，李峙山在南京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吴瑞燕不在天津，张嗣婧等于脱离了组织。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去北京邀集四个团体在陶然亭座谈，十四个社员有三个人没有去，他们是周之廉、郑漱六、胡维宪。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我在李大钊先生的嘱咐下，到了天津，找到张太雷，成立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我约了觉悟社社员胡维宪参加。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天津各界联合会领导人马千里受乐达仁之托，办起了一所达仁女学，先后邀李峙山、邓颖超、王卓吾等担任教员。她们成立了一个“女权运动同盟”的团体。李峙山又同于树德等成立了S·Y·小组。
  一九二三年春，李峙山和我回到天津，会同邓颖超发起成立了一个“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办起了一所“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
  同年四月二日编辑了做为社员通信的刊物《觉邮》。
  同年四月上旬，邓颖超、李峙山等三位社员同女权运动同盟为被封建婚姻迫害而死的社员张嗣婧举行追悼会。
  同年五月一日，由邓颖超等三位社员邀集女师等校朋友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
  同年秋，社员刘清扬从欧洲回来，觉悟社已有四个人在天津，我们商量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了一份《妇女日报》。这份报纸于九月被封，我们也都先后离开天津。
  觉悟社的集体活动，到此为止。
  这里，再着重补充叙述一下《觉邮》出刊的经过。
  觉悟社的二十个社员自一九二〇年秋集会以后，有六个人去了欧洲，一个人到了美国，在国内的又分散在北京、天津、上海、合肥，郑州、贵阳等地，虽然常有通信往来，但缺乏共同的联系。由于天津是我们的“根据地”，一九二三年三月我与李峙山自沪回津后，连同邓颖超，已有三个人长住在此，感到有创办一个社员通信园地的必要。周恩来由法国到了德国之后，同在法国的社员不断通信，曾用过“觉邮”一词，用意是“觉悟社的邮箱”，我们觉得很好。于是经过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出版一个定名为《觉邮》的刊物，先发函国内外的社员征求关于出版的意见。我们给社员的通告如下：“我们常感觉到社员在分散情况中间，彼此来往的信件太少，因之难免思想上发生无形的隔阂，有时有一部分社员来往的信件很多，所讨论的问题也得了圆满的结果，然因未联合一个公共的机关将这些材料公诸全体社员，精神上当然难以贯彻。以故我们决定采取国外‘觉邮’的办法，出版一个国内的‘觉邮’，发表大家彼此来往的信件，公诸社员全体。望大家将与社员讨论问题时认为可发表的信件全寄到我们这儿来，供‘觉邮’发表。我们在津的三个人愿负编辑的责任。我们预备借用《新民意报》副刊《星火》、《朝霞》的篇幅作为无定期的刊物发表，因此同时可以将我们的材料公诸社会。大家如有什么意见，诸君快点告诉我们，我们预备在五月一日以前出版。”
  通告发出后，不久便得到北京念豪（胡维宪）、洛阳石逸（李震瀛）、合肥衫峙（郑漱六）的回信，对我们的提议大体上都表示赞同。又因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天津爱国运动的复起，一是张嗣婧的在家受封建势力迫害而死，因此《觉邮》便在四月五日创刊了。
  在出版的几期《觉邮》上，除登载了几封简短的信件外，发表了关于张嗣婧（衫弃）追悼会的情况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的记录。周恩来用“伍”字的署名的两封欧洲来信，最有价值，也最有指导性的意义，表示他在一九二二年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周恩来的来信，附有对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在长沙因发动纱厂罢工风潮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社友黄爱烈士的追悼的一首诗，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在当时中国青年的思想中表现是突出的。他的信和诗已在一九七九年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的几种书刊上发表过，这里就不再重录了。又，当时他正同邓颖超谈恋爱，通信频繁，邓颖超虽不向我们隐瞒这一事实，但他们来往的信件既没有准备发表，我们也没有向她索取，相信这些信件里也一定是有丰富的内容的。
  三、觉悟社与天津学生运动的关系
  在觉悟社成立之前，天津的学生运动就是由几个社员的奔走努力发动进行的。
  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是谌志笃在北京“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到各学校奔走联络发起的。因此他就被推为会长。
  在运动进行中，马骏对于“六三”运动天津罢市起了决定性的指挥推动作用。
  由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出自谌志笃的邀请。自是，气象为之一新。
  在北京卖国政府阴谋破坏学生运动，宣布提前放假，天津学生会几乎陷于瘫痪的关键时刻，又赖谌志笃大力维持组织新力量，使学生会得以继续工作。
  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成立，是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师范发动的。她不仅策动了女师在校同学，而且向毕业同学如刘清扬、李毅韬（峙山）等人要她们出面主持，更进一步联络其它女校和社会知名的活动妇女参加。
  在觉悟社成立之后，首先很快地实现了九月二日平津列车上郭隆真、张若茗二位提出来男女学生合并组织的倡议，由天津第一女子师范的三个学生代表参加了新学生会，张若茗担任三个常务执行委员之一，郭隆真、邓文淑（即邓颖超）担任宣传讲演科长。原来的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退居评议委员的职位。
  在新学生会负责的张若茗，每天晚上向社员报告一天会务的进行经过，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然后由社员进行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由张若茗去执行。
  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的请愿，是山东各界联合会发起组织的。上海、山东代表来到天津后，觉悟社就连夜开会，组织参加请愿人选，组织后勤工作。有社员刘清扬、郭隆真、关锡斌及社友黄爱参加请愿，由周恩来率领我们几个人到北京办理后勤。
  为了营救十月一日请愿被捕的代表，同北京学生会相约举行“双十”示威，在天津的示威和包围警察厅的计划就是周恩来组织的。事后，有几个社员住进了青年会宿舍，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宣传工作。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省公署门前的大斗争，觉悟社也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这次请愿被捕的四个代表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于方舟中，前三个人都是觉悟社社员。这次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各界联合会发动抵制日货，从参加该会的商店店员处了解清情况之后，组成了一个“跪哭团”，专门到那些贩卖仇货的店家门前跪哭，使日本商人很感恼火。他们一方面要求日本驻津领事出面向军阀政府抗议威胁，一方面亲自出面，准备同检查日货的人正面冲突，肇成事端。因而发生了一家玻璃商店魁发成的冲突。当时的直隶省政府和警察厅便借口“维持治安”，封闭了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并逮捕了两会和负责日货检查的十几个人，学生联合会为了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人士和启封两会，组织了两千多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队伍到了省长公署，见大门紧闭，即大声呼喊口号，要求省长曹锐接见。相持了一个下午，公署里面才传出话来，要推代表进见。学生代表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于方舟一进去就被捕了。随即开来一连武装士兵，结队从西辕门进入，迫使学生从东门出去，因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受伤的学生达四、五十人。
  这场斗争，觉悟社的社员既在事先参加了计划，又布置了社员负责一些必要而为人所不注意的工作。邓颖超留守，谌志笃调度，我同李锡锦负责后勤与交通。事后，我们便到法租界打了长途电话给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声援。
  由于被捕的二十几个人长期没有消息，觉悟社的社员又在邓颖超、谌志笃领导下组织了二十多人，愿意代替关在牢里的各界联合会的负责人和学生代表，并配合狱里的人要求公开审讯，聘请律师辩护，终于获得了释放全体被捕人员的胜利。
  我们不能说觉悟社包办了天津当年的爱国运动，但觉悟社在当时起到了组织和推动运动的某些方面的核心作用，则是众所公认的。当然，在这些作用中，周恩来一直是处在领导地位，也是人所共知的。
  四、觉悟社成员对女权运动的推动
  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李峙山和我三个人发起成立了女星社，参加者还有几位达仁女校的教员和《新民意报》的编辑，但主要工作由我们三人分担。工作重点是出版《女星》旬刊和创办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分工情况是这样：邓颖超负责审阅旬刊稿件，兼在补习学校教课；李峙山担任补习学校校长，并负责在《女星》上答复读者来信；我负责《女星》发稿、校对、发行等事务工作。《女星》每期主要内容及对读者来信的答复，都事先经过共同研究。
  《女星》旬刊是作为《新民意报》副刊之一出版的，但我们另外加印了一千份，分寄全国有关报刊、团体和朋友们。这是一个供讨论妇女问题以及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的刊物。出版后，想不到接到不少读者来信，通过我们认真答复，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不无起到广泛的教育作用，也具有帮助一些人解决具体问题的性质。刊物上登载了不少揭露妇女在封建势力下遭受痛苦牺牲和抨击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实际情况的文章。如在《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妇女解放不仅在获得选举权的所谓‘参政’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改革社会的经济制度”，主张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分男女，携手奋斗，进行革命，打倒一切旧制度，特别是束缚妇女、压迫妇女、奴役妇女、玩弄妇女的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邓颖超所写的《姐妹们起来》等文章，就是上述精神的代表作。我们不仅在刊物上这样说，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了的，补习学校的工作即其一例。
  成年妇女补习学校招收了学生三十多人，都是家庭妇女，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本身的和家庭亲属的问题。我们要她们提了出来，由邓颖超、李峙山进行课外个别谈话，并访问她们的家庭，帮助解决。还曾帮助非补习学校学生的妇女解决其实际困难问题。有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即周仲铮事件，值得记述一下。周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女青年，父母为她请了教师在家里教她读书，能够作诗填词。她读过《女星》上的文章后，写信给女星社要求支援，因为她父母不让她上学校，而且正打算包办她的婚姻。我们经过研究，由李峙山按照约好的信号，在法租界她住所附近的教堂里会晤，随即把她带到河北女星社来，并在《新民意报》上登载启事，要求她父母允许她升学，并给以婚姻自由；同时连续在《新民意报》发表她的几首诗，因此引起社会上的注意，等于向旧社会投掷了一支标枪。最后，过了两个星期，她父母同意了她的要求，她才回去。一九二四年，我们邀请她参加了《妇女日报》的出版工作。
  一九二三年四月上旬，为被封建婚姻和家庭摧残致死的觉悟社社员张嗣婧举行的追悼会，也是我们的女权运动中的一次重要行动。这个会是由邓颖超、李峙山和我三个人会同天津女权运动同盟发起的。我们以觉悟社社员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是邓颖超执笔写的，登载于《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由于张嗣婧在社里的号数是“三七”，所以文中用“衫弃”代替她的名字。这篇宣言，情辞激切，笔锋犀利，是一篇声讨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檄文，又是对那些痛苦呻吟于旧制度重压之下的妇女谋求解放的号召书，为了使读者得觇我们当时思想抱负之一斑，特将其原文节录几段于下：
  “‘改造中国的家庭制度’原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当牺牲者—衫弃—将伊的问题向我们公开的时候，我们曾根据我们最低限度的理想，劝伊脱离家庭，否认伊父母代办的婚约，但伊终因意志薄弱的原故，而为环境所屈服了。这实在不仅表示伊个人的失败，许多受过中等教育的女青年，往往因缺乏勇敢心而降服于恶势力下，结果竟遭到同等命运的不可胜数。然此断非伊们一方面的错误，肩负改造环境责任的同志们没有充分的努力，实为其重大原因。……现在中国的社会改造事业，正在开始准备时期。旧家庭中奋斗的妇女，多希望社会的援助。……我们今特郑重宣言，我们很愿就我们的能力所及，给他们以相当援助，使他们能享受真正恋爱的愉快，增进他们对于人生的乐趣与努力于打破恶势力的勇敢心。……一年以来，中国的女权运动颇形澎湃，但许多在前线活动的女青年，仍甘屈服于父母命令之下，或终日悲观，对人哭泣，这大半由于感情太深与顾虑太多使然。衫弃的历史，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就应该完全领略了这个教训，做许多女青年的殷鉴。……亲爱的活泼的女青年呵！你们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父母、翁姑、丈夫及其他亲属！你们如觉得环境不适于生存，就应该勇敢些与彼分离。社会上有许多表同情于你们的人们，预备给你们一些援助。快来同他们携手呵！”
  觉悟社社员对于改造家庭制度、革除封建礼俗，都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起到移风易俗的先锋作用。李峙山和我于一九二二年元旦结婚，虽然她是她父母的独生女，事前也曾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她“婚姻是终身大事，太草率了不好”，但她和我都坚决主张不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不请客，只是发一个简短通知书给双方亲友。那时，她在天津，我在上海，她父亲在徐州车站工作。结婚那天，我们聚集到南京，向她父亲行了三鞠躬礼，吃了一顿饺子，照了一张合影，第二天就都离宁他往了。邓颖超和周恩来是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在广州结婚的，他们连通知都没有发。后邓对我说：“这完全是我们私人的事，用不着惊动别人。”后来，我知道有几个社员结婚，都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本来这都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值得提出的是，这些事都是近六十年以前的事，不能说不是开风气之先，难能而可贵的啊！
  一九二四年一月，《妇女日报》创刊。这是刘清扬于一九二三年秋回到天津后，我们四个觉悟社社员商量的产物。这个四开的小报，最初编的不怎么好。后来因为销路逐渐增加，又有了广告费的收入，订了二十几份外地的大报，把所有反映妇女问题的新闻和文章剪辑起来，才真正成了一份名符其实的《妇女日报》。同时，进行了几次征文，讨论家庭问题、妇女教育和婚姻问题，收到不少的来稿。在所收集的新闻中，有一个月有二十七个妇女因家庭纠纷而自杀，足见当时妇女被迫害情况之严重！
  当年九月在直奉战争中，因登载了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新闻被停止发行而停刊。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的是：《女星》和《妇女日报》之出版，在印刷方面都得到《新民意报》经理、刘清扬的三哥刘铁庵的大力支持。
  向警予于一九二四年初写的《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一文中，对于《女星》和《妇女日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寄予殷切的期待。她写道：
  “中国妇女因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生活，演成了中国妇女特殊的心理和习性，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现在好了，……天津有了《女星》，天津更有《妇女日报》出版了。……《妇女日报》的纪元，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我接着这个消息异常欢喜！不能不说几句话。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现在有了这个《妇女日报》，使妇女们常常与政治的社会的消息相接触，以养成其‘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这是再好也没有的。现在中国一般的教育本也糟得不堪，至于女子教育更是下而又下。一般聪明有志的女子，又往往卷入文学、美术、哲学、新诗、恋爱的范围去了，而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漠不关心，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没有得到良好的指导的缘故。我很希望《妇女日报》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
  ——节录自《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
  《女星》和《妇女日报》的编辑工作者是同向警予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可惜，这两个刊物存在的生命都太短促了！
  一九二四年夏天，第三国际驻广东的代表鲍罗廷的夫人到华北来活动，曾两次在天津停留，在刘清扬家谈过话。她要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三个人照了一张相片，据说送到了苏联的报刊上登载。
  五、觉悟社成员对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
  一九二三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由我们三个觉悟社社员邀集了女师、高工、北洋、法政、达仁女校、《新民意报》社的朋友们二十几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纪念会。
  在我的记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天津似乎没有举行过群众性的“五一”纪念会。一九二〇年，当周恩来关在天津警察厅狱中的时候，曾破天荒地第一次举行一次“五一”纪念活动，但当时并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消息。所以我们在一九二三年的“五一”纪念会，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在《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发表这次集会的记录，在天津不能说不是创举。这次“五一”纪念会是由邓颖超主持的。事先，曾由邓颖超编写了一个歌词：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青年齐努力。
  二十几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
  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这是作为觉悟社社歌而写的。由于我们不会谱曲，唱起来不怎么顺口。虽然练习了几次，还有社友王卓吾参加唱，但在开会时唱得不怎么成功。
  邓颖超致开会词，大意说：今天是五月一日，在这沉寂的社会里，一些活动的青年今天能聚会一堂，确是一件高兴的事。我们这次聚会的目的，一是希望在沉寂的天津社会里，也能够接收世界的新声浪，为纪念劳动节的工人加一番勇气和努力。二是希望今后常常有这样的聚会，能够产生许多新的事业来。我们更相信，今天到会的诸君是很有见地、具有改革恶社会的人，所以，我们殷切盼望诸君能踊跃地发表意见，使得今天聚会里发出来的新波浪，能够波及全天津。……
  接着她简要地述说了“五一”节是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国际运动，这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天津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事情。她着重指出：一九一九年华盛顿工人会议上，是把中国、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例外的，就是说，在这些地方，暂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受了这样特殊的待遇，我以为是中华民族的羞耻。我们是知识分子，有引导工人走向光明得到自由幸福的责任。最后，她说：“‘五一’是纪念劳工运动的日子，但也是人类谋解放的日子。我们生活在被压迫的民族中，同工农群众受到同样的痛苦和压迫，要更加努力才好。希望在座诸君，能将改造天津的怀抱痛快地发挥出来，使我们这次聚会发挥一些价值。”
  邓颖超讲完以后，有九位与会者相继发言。他们对于天津社会黑暗情况的揭露和改革这种情况的措施，都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其中有一位陈同志是新从苏联回来的。他述说了第三国际对于政治经济情况而采取的不同策略，为这次小型集会提供了国际情况的资料，使到会的人感到有益。
  随后由施以（我在社里的号数为四十一号，故名）就我们三个人事先商量过的提纲，作了题《我们的希望》的发言。大意是：首先分析了天津是一个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开埠较早的商埠，有各国租界，因此殖民地性质较为浓厚。而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又借租界为巢穴，同帝国主义者、买办相勾结，策划如何加紧压迫人民、争夺政权等祸国殃民的阴谋。而一班学阀、报痞又从而推波助澜，供其驱使，毒害青年，使天津这个地方弥漫着更多的乌烟瘴气……。接着提出了两个运动的方向，号召青年从事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组织被压迫、被奴役而生活最艰苦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旧社会制度谋求新生。……
  至此，李峙山提议：“生在现代的青年不愿向恶社会奋斗而寻愉快的生活则已，若是不安于现社会的待遇，要创造一种新生活，那么，家庭、学校、社会……所发生的种种阻力，非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抵抗，非组织相当的团体不可。”要“将天津所有不甘受恶社会待遇而欲创新生活的青年们联络起来，组织一‘青年互助社’（按：这个名称是我私拟的），拿这个团体作个大本营，所有社员都是跑在前线上的先锋队。哪一个人需要人帮助的时候，由我们这个团体去尽力援助他。例如向家庭斗争，到了有脱离家庭必要的时候，由我们这个团体帮助他。向学校、社会奋斗的以及受经济所迫而失业的同志们，我们都予以相当的援助。……”
  这个提议虽然没得实现，但可看出一部分觉悟社社员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这次聚会的思想倾向。
  会后，由邓颖超、李峙山合演了一出双簧，李作前脸，邓在后面说。词儿是邓颖超编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真快乐，……又是聚会天津男女青年在一起。但是也说不定在巴黎、伦敦，或者汉堡、柏林，也许在纽约、华盛顿、或者罗马、东京，还是中国，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工人在马路上示威游行，被作资本家走狗的军警打他们，杀他们，监禁他们。他们是多么苦呵！我们很诚恳盼望诸君给他们同情。……”随后又说了几个笑话，都很有趣，六点多钟就散会了。
  （上面的记载全文见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六月七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
  六、觉悟社成员的思想基础及变化情况
  有人提出想了解觉悟社在成立的时候，社员们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及后来的变化情况。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就我个人的看法和各个社员的政治生涯来分别论述。
  觉悟社在最初组织成立的时候，除个别社员外，可以说社员们都是在“五四”时期热情投入救国运动、有着或多或少的贡献的青年学生，说觉悟社社员都具有爱国思想是不过份的。
  随着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受了北京运动发展的影响，以及周恩来从日本回来，给了大家以许多新知识的影响，他们的单纯的爱国思想又进一步转向了青年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进而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大方向。
  当时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不是出身于工农劳动者阶层的，但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都多少懂得当前世界局势的动向，中国是有可能沦为被瓜分的亡国境地的。在各种各样的救国理论面前，个人所选择的途径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个人的环境未尽一样。但总的说来，大多数的社员都怀有一种追求世界新思想的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大钊先生同我们见面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显著。
  一九五八年一月，天津历史博物馆的王卓吾同志来到北京，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她要我写一篇觉悟社的材料。那时我正在病中，在一次国务院会议列席时，我向周恩来总理请示，问他对写这个材料有什么指示。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言过其实”，接着他举出了社员中有些人思想混乱的情况。我很佩服他记忆力竟是那么好。
  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回忆》（原载《中国青年》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第七期）中所说：“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到反动国民党营垒中去了。但是有的人一直坚持革命，奋斗到底，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的岗位上牺牲了。……”
  觉悟社社员有八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邓文淑（颖超）、马骏、郭隆真、关锡斌（管易文）、李震瀛、刘清扬、张若茗。马骏、李震瀛是一九二一年在北京入党的，邓颖超是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入党的，管易文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入党的。其他四人都是一九二〇年底去欧洲之后在欧洲入党的。张若茗没有两年就脱了党。此外，社友王卓吾是一九二五年底在天津入党的。最近又获悉，胡嘉谟也可能在抗日战争时期入了党。
  当时曾经加入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社员有：李峙山、赵光宸、胡维宪、吴瑞燕、谌小岑。社友有黄爱。
  七、“翔宇是我们的领袖”——周恩来
  在回忆觉悟社社员六十年的前尘往事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他的一生事迹，早已彪炳史乘，流芳千古，似乎用不着我在这里词费了。但是，做为一个当年觉悟社的成员，也有责任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并将他青年时期参加觉悟社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给予人们的印象介绍一下。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的相处中，社员们早就对周恩来有过一些共同的评价。有人这样说过：
  “翔宇是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永远跟着翔宇！”
  说这样话的人虽然没有这样实践，甚至走向了相反的道路，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社员中是有过这么一种共同的辨识力的。社员们在私下的谈论中，都感到他有那么一种象日本朋友所说过的“魅力”。
  他性情十分温柔。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出《一元钱》这出新戏时，就扮演了一个女主角。他平时说话时很少，可以说从来没有那种粗暴严厉的态度，总是用一种温存、和蔼、谦虚的语气。但他说话的内容却很有雄辩力、说服力，显得十分刚强。
  有一位同他在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同赫鲁晓夫谈话时在座的同志回来说过这么一件事：当时赫鲁晓夫曾用一种嘲讽的口吻对周总理说：“我们两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你是中国的总理，我是苏联的总理，同是总理。但我是工人出身，你是官僚家庭出身，这是我你不同的地方。”周总理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是叛徒！”在这几句简短的谈话中，就可看出周总理是怎样一个具有机智和雄辩才能的天才的人物。
  尽管有人反对“天才论”，我总是相信智愚贤不肖的人是实际存在的。周总理就是一个有天才的人物，他的天才之一就是具有十分强健的记忆力。在阔别了十几年之后，一九三八年我跟周总理在汉口见过两次，后来又在重庆见过几次。解放后在北京单独见过四次，每次见面时间都很短，只有几分钟，谈的话是关于几个人的事情。使人感到惊佩的是，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他的指示又都是那么确切而有力。我感到他最能抓住一个人一件事最关紧要的一点。
  建国以来，他在国际事务的活动中，大的如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小的如与个别外宾的谈话，特别是同日本客人的谈话，都是以能抓住会议和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点来发挥他的才智，从而获得历史性的成功。
  我曾认为他是最能在实践中掌握辩证法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最能掌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方面的辩证法家。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领袖，他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他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赢得了受全世界人民尊敬的丰功伟绩！
  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邓颖超、郭隆真
  在这里，我想写出六十年蕴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对几位优秀的女社员所怀着的崇高敬意。
  我曾说过，天津“五四”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妇女解放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因为有几个杰出的女青年在其中建立了不朽功勋，和以后不断为革命事业继续努力，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
  但是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这是自然的现象，在觉悟社十个女社员中也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女社员中有象张嗣婧这样的弱者，但是也有象郭隆真、邓颖超这样的堪称为一代女英豪的强者。而且总的说来，多数女社员都可称得起是中国妇女的一代新人，虽然有几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没有。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初期，我是《北洋大学日刊》的经理兼记者。六月下旬，我曾多次到过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西北城角搭起的讲演台，和其他两个学校的刊物记者一起，采访她们对群众宣传爱国运动的新闻。
  当我们刚一看到讲演台搭得那么宽广整齐，而几百上千的老、中、青不同年龄的妇女在听讲时的那种秩序井然、肃静无哗的情景，不禁肃然起敬。西北城角是天津一些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夫之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区，这样一些人的家属可能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集会活动。而这时她们却都自己带着高低不等的凳子坐在那里静心听讲，这只能是在具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的精心安顿下才有可能的。
  后来我们知道布置这个场所的负责人就是邓颖超和郭隆真。她俩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宣传讲演科长，而最初接待我们的也是她们两个人。那时邓颖超才十六岁。
  她俩那样亲切、热情、诚恳、谦虚、大方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十分感佩。她俩似乎也有一点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郭隆真比较严肃，邓颖超比较活泼。一般说来，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男同学同女同学接触交往，都受到她们以兄长相待的情谊，在这第一次到讲演台采访新闻时，尤有此深切感受。
  关于邓颖超几十年来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早为国人所洞见，无待拙笔赘述。她在参加觉悟社前后几年中的活动情况，在上述各节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多说。现在只就郭隆真烈士写一些我的回忆和感想。
  郭大姐是天津第一个妇女运动团体——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五四”运动爆发，她最初在本校第一女子师范联络同学们，随即又去找几个已经毕业的大姐们，然后又去联系天津社会上几位知名的女活动家，其中包括几个宗教界的妇女，把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了起来，又把这个会的领导地位让给毕业的同学刘清扬、李毅韬，让她们担任正副会长，而自己则担任宣传讲演的实际组织工作，在天津、北京几次冲锋陷阵的请愿斗争中，她都是先锋队员。
  在觉悟社的谈话会上，她发言不多，但她的说明都是站在已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一面。
  一九二〇年底，她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北京、天津、哈尔滨、青岛，从事工人妇女运动，奔走不息，颇著劳绩。终于在一九三〇年于青岛被捕，一九三一年解到济南被军阀韩复榘杀害牺牲。
  总的说来，郭大姐留给我的印象是，她有一种毫无畏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革命英雄气慨，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二〇年八月，觉悟社十四人在举行了年会以后合影留念。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郭大姐（后排右起第三人）剪了一个男式平头的形象。妇女剪发是“五四”运动后滥觞的，当时社会上对此曾有过“男不男，女不女，奇形怪像”的讥笑，剪一个男式平头，我相信这在当时全国的两亿多妇女中，郭大姐是仅有的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这样两句话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郭隆真烈士可以说是同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宗法礼教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先驱。
  九、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刘清扬
  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一天，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各界联合会开会时，第一次见到了刘清扬，当时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我发觉她当选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她是天津人。她口若悬河，在会议中所发表的意见都是站在当时的爱国运动的最前线的。她几次参加到北京的请愿运动，表现了她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她曾同李毅韬相约，她有三个哥哥，死不足惜。而李毅韬是她父亲的独生女，所以要李专心致力于主持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务，她自己去冲锋陷阵。
  刘清扬和马骏都是回族，军阀马良在济枪杀爱国学生的消息传来，她二人率同一百多回族青年到清真寺把马良送的匾额摘下砸烂，大闹清真寺。
  一九二〇年底，她到了法国，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对周恩来表示五体投地的敬服。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回到天津后，首先向我们提出要出版《妇女日报》，向我们指出了这份报纸所应负的时代使命。
  一九二四年，她在第三国际顾问包罗廷的夫人鼓励下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年下半年到了广州以后，又经共产党派到华北工作。
  一九二六年，她同李大钊先生等十几个共产党负责人住在东交民巷。在北伐军到了武汉以后，党调她到武汉去领导妇女工作。由于她是女子，所以能够容易地改装混出东交民巷，由天津坐船到上海，转往汉口，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她躲到汉口法租界的一个朋友家中，得免于难。直到几个月后，才离开了汉口回到天津，因此脱离了党的组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组织关系，不能说是“叛党”，可是“四人帮”却把她关了起来，进行“隔离审查”，使她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她从未停止过向姐妹们宣传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北平妇女救国会和北平各界救国会的工作，竭力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曾在武汉、重庆担任战地儿童保育会理事、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皖南事变后，积极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兼妇女部主任。然后一直在民盟中央工作了多年。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各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北京、河北妇联执行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妇联干部学校校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
  刘清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称得起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爱国运动的先行者。她胸襟坦白，光明磊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热情而勇敢地对待革命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敬爱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逝世后，她痛哭失声，几天没有好好吃饭，因此更加影响了她的多病之躯，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妇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奋斗终身的女战士。
  十、毕生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李峙山
  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的天津河北公园群众大会上，一个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登台讲演的女学生装束的青年就是李毅韬。她那略微带一点山东口音而十分清脆的普通话，吸引了成千的听众。女学生在群众大会上讲演，在天津，也许是在全国，或者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她的名字从此不断在天津报纸上出现，因为她代表女界救国会经常出席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会议。当时她是女师附小的教员，所以她在讲演台上是一名有力的发言人。
  她在觉悟社，号码是四十三，最初她改名“施珊”，最后就以“峙山”为她的本名。
  有两件事似乎值得在这里记述一下。
  李峙山反对用“她”字来代表女性的第三人称。她认为用“他”代表男性第三人称，是承认男子是“人”的表现，而用“她”代表女性第三人称，岂不是有否认女子是“人”的意味？所以她建议用“伊”来代表女性第三人称，这就是在《女星》、《觉邮》、《妇女日报》经常出现“伊”字的来由。
  另一件事就是她在自己的姓氏上曾进行过一番斗争。最初她感到“李”是她父亲的姓，是男权的产物，曾一度想改用母亲的姓氏—“薛”，但又一想母亲的姓氏也是外祖父的姓氏，改了也没有意义，所以没有改。结婚之后，她坚决反对在习惯的称谓上冠以夫姓，总是要十分庄重地对人说：“我姓李！”对我们在天津居住的那个间半房子的家，也称之为“李公馆”。我因为我这个姓在北方很多人都不认识，也曾在《女星》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姓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在上小学之前也决定跟妈妈姓李。
  李峙山因为健康状况不好，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但她一生是不忘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的。
  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我们闲居在上海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位无党派的女青年谈社英，她俩商量出版了一个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刊物，取名《妇女共鸣》。
  一九三四年到了南京，又同几个国民党左派女青年曹孟君、邓季惺等成立了一个“妇女文化促进会”，被推为常务理事。这个团体在南京市政府协助下，办起了一个托儿所，由李负责指导。托儿所容量最初是五十人，由于地点正处在城北机关较多的地区，对外信誉也一天天高涨，因而逐渐扩充到七、八十人乃至百余人。李峙山对该所工作，悉心擘划，事必躬亲，作出一定成绩，该所到“七七”事变后才停办。李峙山亦因此积劳致疾。
  “七七”事变后，李峙山到广州休养，仍力疾担任广州市政府办的军事模范训练团妇女连队的训育员，兼任妇女大队的政训工作。广州沦陷后，随军退至广宁。一九三九年转到广东省政府所在地曲江，被邀请担任妇女工作委员会的训导组长兼任文化组长。这个委员会是广州省政府在全国统一组织下成立的，由吴菊芳担任主任委员，曾号召广州以及沦陷区的大中学校女生与各界妇女活动分子，集中曲江，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有一个时期工作颇形活跃。
  其时国共两党的摩擦也开始在广东出现，李峙山坚持统战政策，对左右派女青年一视同仁，从中调解，煞费苦心。不久，她的心脏病再度发作。五月，发现她患了乳腺癌。七月在医院动手术不幸逝世，年仅四十三岁，安葬曲江芙蓉山。
  在曲江、重庆都举行追悼会。重庆追悼会上，刘清扬讲了话。一九四〇年周年祭纪念会，邓颖超亲自参加，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新闻。
  十一、其他几位女社员：张若茗、吴瑞燕、
  郑漱六、周之廉
  张若茗是天津“五四”运动后期有过较大贡献的女青年。
  一九一九年九月初，天津学生联合会改组，成立男女合并的新学联。由于这件事是张若茗首先倡导的，而她又是当时在校的学生，因此周恩来提出让张若茗参加新学联的工作。她担任了三个执行委员之一，郭隆真、邓颖超担任宣传讲演部（原来是科，后扩大为部）正副部长。
  当时，天津男女学校和学生的人数比例是很悬殊的。虽没有确实统计，估计相当于十与一之比。新学联设三个执行委员，两男一女，工作人员也大体按这样的比例，这是尊重女生地位的表示。由于张若茗思想细致，行动果敢，加上每天晚上回到觉悟社，向社员报告当天会务的经过和第二天以后的工作动向与方针，经大家讨论提出办法，再由她去执行。所以事实上，张若茗便成了新学生会的执行部主任委员。十二月初改选后，她和北洋大学的陈泮岭两人负起了学联的全部责任。这样，新的学生会呈现了一番蓬蓬勃勃的气象，领导了十月一日的北京请愿和包围天津警察厅的“双十”斗争。天津爱国运动在后期的活动颇有赖于这一集体领导的发挥作用。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省长公署门前的斗争，张若茗又同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四人进入省长公署被捕，关了四个多月才同二十几个难友一同释放。
  一九二〇年底，张若茗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觉悟》上的《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就是张若茗写的。她在文中提出了当时的一些“女子解放”的具体问题，表现她在当时的确称得起是一个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急先锋。
  一九二二年的驻法国党支部的书记是任卓宣，即后来坠落成为托派、叛徒、特务的臭名昭著的叶青，作风十分恶劣，加上宣传反对爱国主义，张若茗由于信道不坚，愤而退党。这件事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她在法国结婚后，回到国内，一直担任云南大学教授，过着小家庭生活。
  一九六二年，突然以自杀闻。我与她相别几十年，没有通过信，所以对她后来的情况不甚了解。
  吴瑞燕是一个身材很小而聪明活泼的女青年。“五四”运动中在宣传工作方面多所贡献。一九二一年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从事戏剧工作。最初成立了一个话剧团，专演与妇女问题有关的新戏，自己扮演主角。结婚后，同丈夫王泊生组织了一个实验剧团，在南北各大埠演京戏。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和大后方演戏，对当时的文化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郑漱六，原名郑岩，出身于官僚家庭。在家庭教育薰陶下，学会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一套闺阁小姐的文艺学术。在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成为同班的高材生，热情地投入了“五四”运动。在每次大的运动中，对组织工作、后勤工作都多有贡献。从她在《觉悟》上发表的《我们的姐妹》一文，可以看到她当时的思想感情。
  她因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学校毕业后，曾远到新保安、大连、扬州等地教书。一九二三年同觉悟社社友梁乃贤结婚，曾在南京政府铁道部工作了一个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因病在桂林休养。一九六〇年，经周恩来、邓颖超接来北京就医。一九六二年在桂林逝世。
  周之廉是一个埋头苦干、不务虚名的实干家。曾历任河北省一些中小学校长，对工作认真负责。抗日战争时，在重庆担任由国际红卍字会资助的孤儿院院长，收养了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孤儿二百余人。她丈夫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电机工程专家，在美国就业。抗战胜利后，就同到美国去了。
  另外，还有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三个学生：周颖（周之廉的妹妹）、陈学荣、王文田，她们当时虽然年龄很小，但热心爱国运动，无役不从，同觉悟社社员们的关系密切，我们都把她们当小妹妹看待，等于社友。
  十二、男社员中的三个共产党员：
  马骏、李震瀛、管易文
  觉悟社的男社员中另外的三个共产党员是：马骏，李震瀛、管易文（关锡斌）。
  马骏在“五四”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事绩，已经在报刊上报导很多，特别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九日在天津领导群众运动，和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天安门同军警的斗争，令人永记难忘。
  还有一件事值得补述。在他代表天津学联赴上海出席全国学联会的时候，在一次有中外人士参加的集会上，一个英国人以帝国主义者的口吻教训中国人民说：“要规规矩矩”，这就意味着要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听从帝国主义者的役奴、剥削与宰割。马骏闻后当即登台讲演，历数西方各国，特别是英、法、德国的民主革命把暴君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行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史实，向那位英国人提出责难：难道这些行动也是“规规矩矩”的吗？他的话引起了在座听众热烈鼓掌，有几种报刊当时转载了他的发言的全文。
  马骏是一九二一年在北京入党的，随后即在北京、天津、东北各地从事工人、青年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春，从东北回到北京，不久即被捕牺牲，可能系有奉系军阀的特务跟踪所致。遗体葬在北京东郊日坛公园东北角，有郭沫若写的碑文。
  李震瀛原名李宝森，一度改名为李泊之。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在北京入党后，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在上海、郑州等地从事工人运动，曾当选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二七”事件时，他正在郑州指导京汉铁路工会的罢工运动。随后长期在上海。一九二七年又到郑州，被军阀吴佩孚逮捕解往北京。因家中贿买北京军警当局，被保释，保证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回津后一度在大绸缎商店敦庆隆当店员，不久即怀着抑郁的心情死去。一九五〇年，周总理曾对社友郭蔚廷等人说：“李震瀛的被捕，是薛撼岳告密所致。觉悟社的社员并不都是革命的，薛撼岳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薛撼岳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他在一九二一至二三年间曾在华俄通信社当翻译。一九二四年，投靠了直系军阀吴佩孚。
  管易文，原名关锡斌，一九三九年入党时，为了避免连累家庭，改用今名。他原籍广东，父亲是前清一名武官。父母双亡后，随伯父来到华北，过着穷苦的生活。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他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八月二十六日天安门斗争中一度被捕。十月一日，又同山东、上海等地的三十二个代表到北京新华门请愿，被捕关了四十天。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在上海乘轮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和徐特立，向警予等一百多人同船。一九二一年冬到了美国。一九二六年大革命中回国。曾在广东从事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致力于抗日救国工作，为东北抗战将士募捐。还一度参加平民教育工作。一九三三年在青岛纱厂办理工人福利事业，不久转到上海。“七七”事变后，同党的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一九三九年初，在抗日战争火线上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他随新四军在盐城等地工作，动员农村青年进入敌后，打游击战，又担任经济部门工作，在淮北、新浦等处办党校，卓著成绩。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在山东青岛任政治部联络工作，接受美国救济物资，充当翻译。一九四九年在青岛接待民主人士到北京参加政协。陈毅任上海市长时，调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处长。一九五六年，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一九五八年因病改任国务院参事，正在对发展中国旅游事业作贡献。
  十三、其他几位男社员：
  谌志笃、潘世纶、胡维宪
  谌志笃在天津“五四”运动中的功绩是人所共知的。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曾为组织天津学生响应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奔走。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就是他奔走各学校组织起来的。最初，他主张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由北洋大学来领导，但是由于平日在学校出头的毕业班学生怕影响毕业后的前途，心存观望，所以在各校代表开会时，推选了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担任了学联会的会长。
  谌志笃虽不像马骏那样冲锋陷阵，也不像刘清扬那样口似悬河，但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如在六月中旬，当北京卖国政府为了平息学生运动而采取了提前放假的阴谋时，天津学联的几个骨干分子，大部分都回家去了。在这学联几乎陷于瘫痪的紧要时刻，是谌志笃又把它重新组织起来、坚持工作的。他看到学联会宣传科编辑的、已印好了两千份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内容贫乏，马上决定压下来不让发行，同时通过马骏介绍，几次找到刚从日本回来参加天津爱国运动住在青年会的周恩来，请周到学联去办这份报纸。在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后，提出了“革心”、“革新”的主张，天津学生运动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觉悟社的成立，男社员的名单就是他和周恩来商量提名的。
  九月，天津学联改组，谌志笃虽已不担任会长，但对会务仍积极负责。在觉悟社的第一次自我批评会上，他首先批评了自己的风头主义。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斗争前后，二十几个各界联合会和学生会的代表被关了起来。谌志笃组织邓颖超、郑岩等二十几个人向警察厅要求代替他们坐牢，随即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出辩诉，要求对在押的爱国青年进行公开审讯，最后终于达到全部释放的结果。
  学校毕业后，谌志笃回到贵州，参加了一家工厂的管理，自己办了一份报纸。
  抗战时期，在汉口、重庆担任当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解放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一九六〇年因病由周总理、邓大姐接来北京治疗。一九六二年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七二年在贵州逝世。
  潘世纶，别名述庵，是周恩来南开中学同学，《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一九二〇年到美国留学，专攻银行经济。回国后一直从事银行工作。解放后任天津中国银行经理。他的夫人是觉悟社社友李愚如。
  觉悟社有两个人到台湾去了。他们是社员赵光宸，社友梁乃贤，“五四”运动时，都是南开学校学生。
  胡维宪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同我们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
  十四、谌小岑——我的自我检讨
  最后，我想在这里作一番自我检讨。
  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曾对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养甫谈到我的时候，对我加上“摇摆”两个字的评语。
  是的，我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摇摇摆摆的。这或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吧。
  在“五四”运动后，我曾立志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一度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二年秋，我曾经在天津，北京成为一个忠实的S·Y·成员。在这两年多当中，我结识了张太雷、向警予、蔡和森、恽代英和其他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在长沙因第一纱厂罢工风潮被资本家贿买军阀赵恒惕砍头的湖南劳工会的黄爱、庞人铨，就是我向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介绍，在长沙加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黄、庞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组织长沙市民、工人、学生的反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以及一九二二年一月的纱厂罢工风潮，当时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
  我为什么在一九二二年秋天，脱离了S·Y·的呢？当然，现在看来，应该说是“叛”离S·Y·的。
  说起来惭愧，但事实经过，还是值得提一下，或者可以说明六十年来象我这样一个人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二二年三月，由于湖南劳工会黄、庞牺牲，在上海举行了追悼会后，我提出召集一次劳工代表大会的问题。后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决定于“五一”节在广州举行。我以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广州住了两个多月（因李峙山有病），接触了不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
  那时候，国共还没有合作，两党似乎在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在五月三日的晚上，海员工会的招待会上展开了一场两党的辩论会。国民党的发言人强调了“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的论点，但没有说出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出三民主义为什么是救国主义的道理，当然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但是另一位显然是共产党员的代表所作的滔滔不绝的长谈中一句最“精彩”的话，却引起了我很大的惊愕。他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无祖国，苏联是我们的祖国。”这种话是我听不入耳的，于是提前退了席。
  当时共产党内有少数人倡言反对爱国主义，后来证明是少数托派分子的言论。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明确提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已给这一谬论以批判。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是这些人曲解了《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无祖国”那句话的缘故。（这句话的中文译本，最后改为“工人没有祖国”，意思是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既得不到国家的保护，也没有权力参加政治活动而言。）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爱尔兰、波兰、波斯、印度、中国、墨西哥反对异族的侵略的运动和反抗战争是十分同情的，特别是对于爱尔兰反对英帝国压迫，写过不少文章声援，说明他们对爱国主义的同情。列宁更是有过不少热爱俄罗斯祖国的言论。但是因为我当时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爱国主义的，我是不能接受的。
  另一件事，就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二个代表之一的陈公博，在他自己办的《群报》上用红字发表一篇纪念“五一”的文章，题目是《工人革命，农民反革命》。在这篇文章里，对工人阶级为什么是革命的道理说的并不清楚，而对于农民的散漫、愚昧、落后、保守，却极尽丑化之能事。后来又发现陈独秀也有“农民散漫、愚昧，难以参加革命”的话。我当时理论水平很低，只知道农业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如果农民是反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前途呢？而我们要革命，又将是为谁的利益而斗争的呢？这一点，我也难以同意。
  再有一件事，一九二二年的五月五日下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东东园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参加劳工代表会的人都应邀参加，我被推为致词代表。我的发言是答复张太雷在五月二日劳工代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句口号的。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是适当的，但任务艰巨，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的。我们必须联合各界的革命力量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过了几天，张太雷特意到李峙山住的医院来看我，说我这次讲话的意思，在党内有一部分人是赞成的。但当我于七月底回到上海时，却听见有人说：“谌小岑这次讲话，表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其实我当时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对于当时所受到的这样的指摘，也是不能接受的。
  更有一件事，对我思想触动很大。一九二二年七月底我回到上海，在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听到一些流言蜚语，其中有一条说湖南劳工会的王光辉从莫斯科回来说，陈独秀从第三国际领到了十万金卢布云云。我找王光辉了解之后，知道这是无政府党人造的谣言。更知道在第三国际召开的东方民族会议上，王光辉曾因张国焘在报告中有对湖南劳工会的不实在的话，曾当场提出意见，发生龃龉。当我怀着一番好意，对这些事向陈独秀去作解释时，他却对我施以白眼，显示出偏听偏信、意气用事的宗派主义作风。本来，我对于陈独秀，由于他在“五四”前后对革命工作有过一些贡献，是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去接近他的，但从一九二一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多次同他单独见面之后，总感到他不象李大钊先生那样对待青年有一种长者的风度。这次专诚谒见，反而受到冷遇，更使我对他感到失望。
  一九二三年，觉悟社社员李震瀛在“二七”惨案后，从郑州来到上海，我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说了这样两句话：“陈独秀阴阳怪气，张国焘尽吹牛皮。”李震瀛当时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我的话当然会传到陈独秀的耳里去，这就是陈独秀在《向导》上三次点到我的名字的来由。他虽提不出我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罪行，有两次显然是含有十分恶意的，使我自感很难再安心地在S·Y·组织里呆下去了。
  以上就是我脱离S·Y·的经过。显然，这是有点自我解嘲的味道的。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处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就能坚定不移，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以及朴素的民族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根源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种根源，使我比较容易地在读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后，决心加入国民党，很自然地滚进了国民党右派阵营。
  但是，在那二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也只能说是国民党的游离分子，说明我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也是摇摆的。
  在一九二八年以后，我在组织上是属于孙科系统的“再造社”但在思想理论上是长期属于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的。由于不满蒋介石一九二八年出卖上海英美烟工厂的罢工、一九三一年扣留胡汉民、排斥国民党元老，我长期离开南京。
  “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我在天津同翦伯赞办起了一份《丰台》旬刊，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特别是揭露汪精卫在上海下等妓女出没的“大世界”召集他的党徒选出了二十几个“中央委员”作为同蒋介石搞合并的政治资本的丑行。我是一辈子反对汪精卫的。
  一九三四年，我在长期失业之后，经北洋大学同学曾养甫邀到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工作，办了一些职工福利事业。
  一九三五年末，曾养甫知道我是觉悟社的社员，交给我一个“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进行了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交换了条件，为日后起到一些初步的良好的作用。由于我找到的共方代表，最初是刘少奇从北平派来的吕振羽、周小舟，这便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隔离审查”八年的处罚。
  一九三六年七月，蒋介石搞垮了陈济棠后，曾养甫排除了各方面的反对，提名我这个唯一的“外江佬”去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兼民训科长。在抗日战争期间，开放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也可公开活动。承郭沫若称赞当时的广东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区”。
  我本来期望组织广东农民武装，使其成为抗日队伍，但在地方军人阻挠下，未能实现。最后还是到香港找到了曾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的农民领袖吴勤等回来成立了游击大队。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吴勤终于被地主武装头子袁带诱捕杀害，这就证明阶级斗争是实际存在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了旧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实行“戡乱”打内战，违反了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之后要求休养生息的共同愿望，因而也更加激起我对蒋介石集团深恶痛绝的思想情绪，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在浙江加入了陈惕庐组织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一个以反蒋反美、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为纲领的进步组织，由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委员陈惕庐发起组织，并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和曾任重庆市市长的贺耀祖的支持，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正式在南京宣告成立的。为了建立这一组织，陈惕庐曾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专程到香港见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又在上海同郭春涛取得了联系。就我的历史关系来说，我本来是应该加入王昆仑、许宝驹等人的团体的，我事先也曾同他们有过接触。但由于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兼任浙赣铁路理事会主任秘书职务，常住杭州，经常同陈惕庐见面，所以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该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反蒋活动，曾在江苏、贵州等地进行军事策反工作，促使蒋政权之崩溃。在陈仪的授意下，陈惕庐又对汤恩伯的部下进行策反工作，不意被一个特务打了进来，事机败露。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陈惕庐等五人在上海被捕，五月十二日，这五个人在上海宋园被害。同时被捕的还有江苏各县的盟员共一百五十多人。在四月初逮捕许闻天时，曾发生了轩然大波。许系立法委员，应受伪宪法保护，立法院曾为此提出抗议。汤恩伯便在宁沪报上大篇地揭露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内部组织与策反工作的情况。我是“孙盟”的常务理事，名字也登在报上。
  一九四八年冬，我曾在浙赣铁路发展了二十几个青年职工加入“孙盟”。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又利用职权打消了路局奉南京交通部命令将路局车辆、机关文卷搬到株州、赣南的计划，同时组织了全路职工的护路网。在五月二日杭州解放的前夕，阻止了浙江省主席周岩对钱塘江大桥的破坏。
  因为我在当时也披上了一张“立法委员”的老虎皮，幸免于被捕。但终于受到逃往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开除党籍、下令通缉的迫害。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我到了香港，会同黄绍竑、刘斐等四十多人发表了反蒋起义的宣言，投向人民的怀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了北京，第三天就参加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由党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从此，终结了自己数十年来由于思想长期摇摆而走过的迷茫坎坷的道路，走向无限光明宽广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我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二月，已满八十三岁，但决心向先辈进步分子学习，自强不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利用有生之年，对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团结侨胞促速四化，教育青年，树立良好风尚，稍尽棉薄之力，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