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平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进步学生也卷入这一运动的浪潮。一九三六年女师的党组织在学校中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女同学会”，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同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女师的党支部进一步加强了对女同学会的领导，当时的领导人有：阎国珍（中共地下党员，已牺牲）、吕贤棻（中共地下党员，现名于瑞英）、王玉玲（中共地下党员，现名安琳）。女同学会组织同学们深入工厂、农村，开展妇女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及演活报剧等活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产生很大影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天津沦陷，女师被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学校不能开课。女师的一部分师生转到天津圣功女子中学借读，女同学会的一部分成员相继奔赴延安或敌后抗日根据地，留在天津的女同学会会员由阎国珍负责保持联系。鉴于天津已被日军占领的形势下，在组织上要求更加严密了。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由阎国珍任总务，李文秀任组织委员，王光罇（现名黄哲）任宣传委员。执委会七至十天开会一次，会员约有四、五十人，除了河北女师的同学外，还有其他中学的一些女同学和几个小学教员、医院护士参加。会员五至七人编为一小组，约十天左右开小组会一次。会议多半在会员家中召开，有时也利用公园或公共场所、女青年会等地去集合。记得当时会员有阎国珍、李文秀、窦守瑜、朱淑宜、王光罇、毛韵珊、于厚田、张造华、王兰畴、魏鸿翔、陈开娣、郑汝伦、马振仪、鲁淑仪……等人。
  在活动方式上转入半公开，以组织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排球队等名义，在同学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进行募捐慰问抗战部队等工作。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时局更加紧张，日寇对在英、法、意租界里的抗日活动，一再要挟租界当局配合镇压，并进入租界搜捕抗日爱国人士。在这种形势下，女同学会的活动方式更趋于隐蔽了，基本上转入地下，并加强了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团结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利用女青年会的名义和场所进行活动。还在上层人士和工厂中进行募捐，慰问抗日的部队。有一次我们得到一本报导延安及敌后根据地抗日活动的小册子，大家如获至宝，立即在会员中传阅。女同学会还不断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还曾编辑出版过《妇女》油印刊物，出过两期，每期印五十份，发给会员。不少会员都积极参加了写稿、刻写、油印和发送工作。比较突出的例子，如刘宗华原为北平女二中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参加游行，被宋哲元的大刀队砍伤了脊椎骨，长年穿着石膏背心，她在这种活动极不便的情况下，还积极地为《妇女》刻写钢板。
  一九三八年秋冬时，女同学会又有所发展，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刘宗华、宫恒哲、宫恒葵、黄芸、魏承等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天津市党组织由阎国珍同志出面同我谈话，问我去不去抗日根据地？我很早就渴望着到解放区去干革命，到延安去见毛主席，我很高兴地表示同意。一九三九年二月底，我同阎国珍同志，一起离开天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途经宛平县时遇见了李文秀、窦守瑜（现名陈凯），到涞涿县时又遇见朱淑宜（现名朱峥）。原来她们比我早两天离开的天津，实际上我们五个人算是一批出来的。五人会合后，有说不出的高兴，精神上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我们五个城市姑娘，刚刚离开了被敌人占领的天津，爬山越岭，已经步行了几百里地，一个个走得腰酸腿痛，脚上也打了泡。我们到了解放区的宛平县政府，那时焦若愚同志担任县长，他很热情，帮我们找了几条毛驴，沿途由老大爷带路送我们到达驻在平西涞涿县的中国共产党冀热察区党委机关。区党委宣传部长姚依林同志当天下午接见了我们。在区党委机关住了几天后，阎国珍、李文秀、窦守瑜三同志去冀热察区党委党校学习，我和朱淑宜同志到挺进军随营学校干部连学习。
  阎国珍、李文秀和我三人原为女同学会的执委，离开天津后，听说女同学会由毛韵珊同志（中共地下党员）负责，继续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
  关于天津市抗日救亡团体女同学会的情况，由于年代太久，有些具体情节已记不太清楚了，现就回忆到的情况写出来供参考。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