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天津太古洋行是英帝国主义在天津最大的经济侵略机构之一，我祖父郑翼之是给天津太古洋行开拓剥削侵略局面的买办。他死后，我伯父和我父亲又相继干了几年，直到太古洋行取消买办制之时为止，我们郑姓给太古洋行当买办，前后达四十五年之久。现在要写出郑翼之父子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帮助太古洋行进行经济侵略的具体事实，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多年来长辈所述，不够全面，而郑翼之的后裔在天津的又只我一人，无从询问，兹仅就个人所知与郑翼之的一部分财产目录和亲立的遗嘱详为核对，并汇集曾充太古洋行轮船部副理的罗振东和给我家收租的陈凤藻两个老人的回忆写出本文，所有不足和谬误之处，企盼知者予以补正。
  一、太古洋行的掠夺
  英商太古洋行随着英商怡和洋行之后，是英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第二个大工具，与怡和洋行共同垄断中国航业。太古的发展，迫使早在它以前在中国经营航运的美商旗昌洋行业务萧条，不得不将全部财产以二百万两的代价出售与招商局，结业而去。在天津，太古与怡和、仁记、新泰兴并称四大洋行。前后几十年中，太古洋行在天津的航运业务更在所有中外轮运业中居于第一位，执华北轮运业之牛耳。在这同时，太古洋行与一般洋行相同，又积极从其他方面吸取中国人民血汗，进行无孔不入的掠夺。
  （一）太古洋行的组织与发展
  太古洋行于一八一二年创立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利物浦港。它的创立人是苏格兰丝织品商人司考特（John Henry Scott）。司考特见到远洋航运的有利，纠合了一个名叫司韦尔（J.S.Swire）的合资设立了John Swire&Co．，经营船业，在苏格兰克来德地方设立一个小造船厂。这就是太古最初的组织。随着营业逐渐发达，由造船进而经营航运，后将行址移至伦敦。一八六一年清政府受英法武力压迫，正式签定了《天津条约》之后，太古洋行即以香港为基地来远东活动。司韦尔的继承人来到上海后，于一八六七年代表伦敦总行与一个有力的英商巴特费尔德（Butterfield）合作组成太古洋行远东总分行，行名改为Butterfield&Swire，但是为了表现司韦尔的老招牌，在行名下永远附带着John Swire&Son,Ltd．一行小字。
  自一八六九年起，太古洋行远东总分行在我国沿海和内地迅速设立了分行和办事处数十处，把我国沿海和沿长江的内地航务牢牢把持起来。最初在克来德所设的小造船厂，这时在太古洋行附属营业的地位上对太古洋行轮运业的急速扩充起了相当的作用；后来天津太古洋行为适应天津海河情况而特制的轮。船，即是这个船厂所造。
  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成立于一八八一年。初来时，在英租界河坝道（现在台儿庄路）聚立洋行旧址设立办事处，仅有平房九间。轮船方面也只有几艘破旧船只。由于天津为华北航运中心，又有上海总行广大业务的支持，天津太古洋行从一设行就急遽发展起来，到一八八六年五年间的时间，累积起大量资财，建立了维多利亚道（现在解放北路）117号的天津太古洋行大楼。营业方面随着上海总行的扩展，逐步膨胀，除轮运外还兼营糖业、油漆、保险、驳船等业务，而以垄断食糖为重点。
  天津太古洋行成立后，即利用买办郑翼之恣意掠夺了四十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太古洋行英国人看着郑买办发财太大了，立意要把这项巨大的买办所得转化为英国人自己的收益，利用伦敦总行派人来津查帐的机会，宣布改定营业制度，所有各部门的营业都自成一部，由英国人直接经营，每个部门用一个华籍高级职员为辅。此后轮船部即将原来的大写罗耀廷提升为副理，给予固定的工资，另按营业额给予1％的佣金。罗耀廷之充当副理仅是在外国人手下奉命办事，不但佣金较买办减少三分之二，最大的问题是原来买办职权内的一切不法利得，全部成为英国人的合法收入，也就是说被剥削的中国人民依然或者更严重地被剥削，而各部门华籍副经理的收入则较之买办时期相差天地了。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古洋行一度停业。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太古洋行卷土重来。这时轮船部副理罗耀廷年老乞退，罗耀廷之子罗振东曾在上海、广州、汕头、香港等处太古洋行实习了二十年，对太古洋行业务熟习，继其父充任天津太古洋行轮船部副理，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太古洋行结束。在结束之前，太古洋行的运费收入数额仍是惊人的，如一九五一年的运费为英镑四十九万余镑，港币六万余元，营业全盛时期更可想见。
  英国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一贯是老谋深算无孔不入的。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航空交通逐渐发达，太古洋行见到这种趋势，首先把国外各大航空公司的代理权抢到手里，包括从中国通往缅甸、越南、泰国、菲律宾、婆罗洲、马来各大城市转赴欧美的航空线。当时太古洋行代理的航空公司有澳洲国家航空公司、锡兰航空公司、太平洋航空供应公司等，并代办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南美航空公司、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菲律宾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等处的客票。
  太古洋行因为营业集中在轮运和食糖两方面，业务种类比怡和洋行简单，因而英籍和华籍的职员人数都不多。但是仅仅在这少数职员中间，中外人的待遇也相差极大。英籍职员月薪平均八、九百元，有的在九百元以上。他们平常有医疗照顾，每年还有三周的公休。每满三年英籍职员可以公费回国探亲一次，旅程日期工资照发。中国职员月薪平均五、六十元，最高的才一百二十元，工友月薪二、三十元，全没有福利待遇。
  为了拢络华籍职员，英国人定出一种少得可怜的赏金办法，名为“太古服务基金规则”，共十三条。规则规定所有华籍职员经行方许可得于退职时由此基金内获得一些赏金。被行方批准有资格领受赏金人在行工作十年至二十年，年龄按英国的计算法满五十五岁者，可得按每一年得月薪的四分之一的赏金，工作二十年以上者二分之一。所谓十年、二十年的开始日期听凭行方指定。此项基金支付时之货币种类、存储香港或其他银行的措施以及英文规则的解释，全由受托保管人决定。因为受托保管人是由行方指定的，所以实际上这种赏金在太古洋行直接掌握之中。华籍职员在工作中如有使行方蒙受损失之处，其受赏资格即被取消。因病或因工作能力不够离行者，也不得领受赏金，除非行方予以特许。用这种苛刻的条件，太古洋行驱使华籍职员为他们卖命几十年。
  （二）太古洋行强大的轮运网
  太古洋行自始即以轮运为经营重点。一八七二年该行全部轮船仅有旧船七八艘，航行于长江各口及沿海一带，太古总行为了深入把持中国航业，将轮船部划出，以一百万镑资金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大规模专营中国航运的机构——中国航运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在香港、上海两地设立分公司。太古洋行自然是这个公司的绝对大股东。随后又在香港设立了船坞。一八七五年太古洋行开辟了香港——广州航线，从珠江口向内地伸展。一八八一年在天津设行后，太古洋行行驶于津沪线的仅有“奉天”、“顺天”、“通州”三船，行驶于津港线的仅有“夔州”、“惠州”两船，沿途在烟台、威海卫、汕头、广州等地装卸货物。数年之后，便增加了“武昌”、“盛京”等号二十余艘。
  入民国后，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日本轮船的势力逐步增长，一般外轮都受到排挤，惟有英国在华的航运业务始终维持稳步前进的局面。一九三三年太古洋行一家的轮船即增加到七十九艘，总吨数一百五十余万吨。当时太古洋行在华航线有十七条，除中间站不计外，包括的终点有：上海、安东、青岛、大连、宁波、广州、营口、汉口、宜昌、湘潭、常德、香港、新加坡、海防、雪尼等。以天津为起点的更有对上海和广州的专线两条。太古洋行以轮运为主要业务，与怡和洋行以兼作许多他项营业者不同，故此对这些航线上轮运的管理较怡和为严密，尤其太古航线包括东三省在内，比怡和洋行的航线为长，所以航运上的利润太古超过了怡和。
  为了发展庞大的轮运系统，上海太古洋行总行在厦门、广州、长沙、烟台、重庆、汉口、九江、南宁、宁波、汕头、青岛、安东、大连、哈尔滨、沈阳和天津设立十六个分行，并在较小城市设有若干代理店。特别是对天津口岸的把持不遗余力，在大沽口外有自设船坞一处。由于天津海河狭窄弯曲，船身稍长的轮船一入海河便不能转头，太古洋行为了独占进出海河的生意，特在英国订制了“湖北号”、“湖南号”两轮，以适应海河的特殊情况。
  天津海河不止弯曲过多，而且河身太浅，虽然从一九〇一年即开始疏濬裁弯，其深度也只能容吃水十七、八英尺的轮船驶至万国桥（今解放桥），吃水再多的大船仍然须要在大沽口外停泊。为了便利进出口货物装卸，太古洋行除参加英商大沽驳船公司外，自己还成立了一个驳船组织，从开业起一直把持着英租界太古码头和在旧俄国租界海河岸的太古河东码头，自装自卸，操纵自如，形成整体的轮运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是太古洋行航运业务最发达的时期。那年的上半年，英国在天津的航运公司居第一位，日本轮船竭力扩张，虽已赶过美国，仍在英国之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太古洋行和所有英美商行一度停业。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太古、怡和两行立即复业。为了加强竞争力，它们合组了一个远东轮船公司，往来于天津、上海、广州、汕头之间，并由香港增调船只，补充实力。后又取消合作，各自经营。
  与此同时，太古、怡和两行为了把持货运，排挤后起的中国民营轮船公司，与招商局组织了一个“联组”。联组大权操在太古手内。它们规定如客商在一年之内把所有货运全部委托给它们，到年底按已缴运费退回一部，以此广为招徕。在这三个大轮船公司中，太古洋行因为在上海的码头距离市区较远，又暗中给托运户一笔回扣。自从他们施行这种利诱的手段以后，中国南北各轮船公司如民生、三北、直东等等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三）太古洋行的其他掠夺活动
  太古洋行的特点是致其全力发展轮运。在进出口业务上，出口方面他们根本未予重视，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利用国民党政权制定进出口外汇平衡里的外汇余额，出口杂项豆类。他们在把从平衡中所得的出口外汇用光之后即不再做。对于进口，太古洋行是着重经营几个重点，其中范围最大的是食糖，其次为油漆和面粉，兹分述如次：
  1．食糖：对于我国的糖业，太古洋行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者之中居于第一位。早在一八八二年太古洋行即集资二十万镑在香港设立太古糖坊（Taikoo Sugar Refinning Co．，Ltd），将爪哇所产粗糖精制成砂糖、方糖等各品种的食糖行销中国。原来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因在南洋一带占有种蔗产糖的殖民地，他们早将南洋糖业抓在手里。英商太古洋行即在爪哇掌握了甘蔗的种植，造出初级产品又在香港设厂加工精炼，在中国销售自然更占上风。
  天津商埠最早运进洋糖的以英商怡和洋行、荷兰商恒丰洋行为大户。太古洋行既在香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糖又自己承担推销，在生产贩卖两个阶段的剥削都有大利，所以太古洋行一在天津销糖，便将其他洋行的食糖生意压下去，造成独霸市场的局势。当时在天津洋糖进口的洋行中，仅怡和洋行有力量和太古作竞争。他们竞销的结果，利润自然要减低。通过会商，两行达成协议，除利润较低的红糖、黑糖之外，砂糖、方糖只准怡和经销，白糖的运销则全归太古。这样两行可以任意抬高售价，受损失者只有中国消费者。另外太古糖坊出品的车糖，仍归太古独家经营。经过一个时期，怡和洋行又将方糖的经销权放弃，于是北方洋糖进口，全部落在太古洋行手中。除轮运外糖业成为太古洋行第二种大生意。自从太古车糖畅销，中国闽潮两帮的“头黄”、“二黄”白糖的销路受到严重的打击，从城市逐渐被逼至农村，终至遭到消灭的厄运。
  太古洋行在中国推销食糖，有一个坚强的组织系统。以天津而论，他们有固定的代理店八家，在内地另有销售站六十四处。所有代销货的特约店，每月结算一次，一般的按货价百分之二提取佣金，如果超额，在佣金之外还另给好处，因此都争先恐后地宣传和竞销，同时买办郑翼之更指导各代销店和分销处无孔不入地向农村渗透，久之城市乡村和内地的食糖市场就逐步地变成洋糖世界。
  2．油漆：太古洋行因为船只日渐增多，每年需要大量油漆作修缮，因此继太古糖坊之后，在香港开设了一个油漆厂（The Oriant Paint Color&Varnish Co．，Ltd．），除供给自己的轮船使用外，并将产品由太古自任总代理倾销中国。一九三七年太古洋行在上海又开设了一个永光油漆厂，出品自然也由太古代销。
  3．面粉：一九二七年以前太古洋行从澳洲进口大批面粉来津。在这项生意上，太古与怡和、新泰兴和后起的兴隆等洋行并称面粉进口四大家。
  上述三项进口业务特别是食糖，太古洋行一直把持了几十年，榨取了不可以数计的人民血汗。“七七”事变前华北走私风炽，太古糖业大受影响。一九三七年以后日本糖更大量输入，一九四五年起台湾糖又踊跃来津，于是太古把这些进口业务都归拢在一起，在香港与人合组了一个太贸贸易公司，在天津太古洋行内附设一个贸易部，用中国人尤吉人负责经营。
  此外太古洋行早在一八九五年利用东北大豆在营口创办一个规模宏大的榨油厂，这个油厂在华北是第一个机器榨油厂，赚走了大量的人民财富。
  太古洋行另一项与轮运齐头并进的业务是代理保险，因为海上和仓库的保险与轮运是分不开的，一般轮船公司大多数是顺便就给托运人办理与它有关系的保险，从中猎取回扣。太古洋行在天津轮运范围最广，因而，它经办的保险业务数额也最大。太古洋行并代理许多外国保险公司。
  二、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
  （一）郑翼之的出身家世
  郑翼之广东人，原籍广东香山县南八十里的雍陌墟村。郑姓是当地的一个富农家庭，世居村北雍陌乡，始祖菊叟二十二传至郑翼之。郑之父名文瑞，字秀峰，生有九子八女。郑翼之行五，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旧时迷信说腊月二十三日为“灶王上天”之日，郑翼之生于此日，戚族都说他后来定有做大官发大财之命，故取名官辅，入学后改名应麟，字正扬，翼之是他的别名。
  雍陌墟村地当澳门之北，澳门自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为葡萄牙人所据，雍陌墟村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划入澳门界内。经过三、四百年殖民地边缘的生活，当地人都以当买办为求取富贵的捷径。郑翼之在家塾里读汉文造诣很好，为了实践大富大贵之命，于十六岁随他的长兄赴沪，目的是想入太古洋行当学徒。
  上海太古洋行总行的买办，历来由广东籍莫姓把持，郑翼之到上海后经过莫姓买办的援引，进入上海太古洋行洋帐房作练习生。郑翼之虽有一些汉文根底，英语则一窍不通。太古洋行总经理一见郑翼之便发生了兴趣，认为他是可造之材，除去分配他一些简单工作外，加意培养他学习英语。郑翼之也抓住这个机会下全力学习，在不多的几年内，达到很高的水平，尤其在英文文字上的造诣，为同事的任何学徒所不及，大得英总经理的赏识。
  一八八一年上海太古总行决定在天津设立分行，英总经理指派郑翼之随同洋员北上，进行筹备。最初天津太古洋行用了一个买办黄国祥，因为黄国祥一味放荡，不理业务，所有生意全靠郑翼之奔走联络，后来黄国祥去职，又用了一个杨姓买办，只干了几天，仍是不称职。这时天津太古洋行除航运方面在总行统筹运营下顺利开展外，香港太古糖坊出产的洋糖也大量来津，轮运与食糖是太古洋行两大基本业务，所有对华人的联络与业务的开始，全落在郑翼之一人身上。当时他只是一个吃工资的职员，拿不到任何回佣。
  郑翼之替天津太古洋行奔走了五年，到一八八六年他二十六岁时，天津太古洋行的营业已经打下基础，盖起了维多利亚道上的大楼，从这时起郑翼之也就当上了太古洋行的买办。随着天津太古洋行业务的日益发展，郑翼之很快地发了财。他虽然替太古洋行效力若干年，但他一直还要交纳保证金，并且保证金的数额是随着太古营业的扩大而与日俱增，一九一六年郑翼之在天津太古洋行的保证金增加到三十余万两，其押品计有：
  1．天津福安里房地一处 估值 37,800两
  2．天津合和盛栈房地一处 估值 15,000两
  3．天津俄租界牛骨厂地皮一处 估值 1,800两
  4．上海余荫里房地一处 估值202,500两
  5．扬子保险公司股票100股 估值 12,433两
  以上五项共估值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三两，作价九万两。另外天津新华路住宅也作为押品，但未估价，实际共估值三十余万两。
  考虑到郑翼之在太古洋行几十年的历史，这项巨额的保证金，不单以保证他的信用为目的，主要是给天津太古洋行提供一部分流动资金，这是因为押在洋行的产业，都要在领事馆过户，一经过户，洋行即可用作押品，抵借现金，郑翼之在太古的寄库金都是产业，太古洋行不必给他利息，把这些押品转押出去，即可换回至少二十几万两现银，经营更多的业务。买办与洋行是相互为用的，郑翼之既以太古洋行为靠山，把产业放在太古代替现金寄库，对产业的收益上并无妨害，既可以换取洋行的高度信任，为所欲为，一方面洋行由于流动资金的增加，业务扩展，水涨船高，相应地买办也增加了应得的佣金。郑翼之把部分不动产寄押太古洋行，其作用即在此。
  郑翼之跃登买办宝座后，由于他倾心出力和太古总行的大力支持，天津太古洋行的轮运业务得以迅速发展，不数年即跃居天津外轮的第一位。郑翼之累积剥削和佣金所得，已面团团成为富家翁，循着当时大买办的惯例捐得一个候补道的职衔，结交上层官僚地主阶级，翎顶辉煌，俨然租界大绅士，被称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
  一九二一年郑翼之病故，买办一职由其长子郑宗荫继任。一九二五年郑宗荫辞职，又由郑翼之第三子郑慈荫接任。这种父子相承、兄终弟及的方法是侵略者、特别是英国侵略者利用买办的惯用手段。郑宗荫、郑慈荫相继充当买办，太古洋行给买办的所得仍照旧例，这时太古洋行业务更发达，买办所得更优厚。不过郑氏兄弟这时已都是养尊处优的阔少爷，在业务上替英国人的努力，远不及郑翼之开创时的竭智尽忠，至一九三一年太古洋行利用伦敦总行查帐的机会，取消买办制，太古洋行各部改由英国人自己经营，用一个中国高级职员为副手，从此结束了郑家的买办生涯。
  （二）郑翼之由买办致富的内幕
  郑翼之由充当太古洋行买办起家，很快地致于大富，当时天津社会上称他家为“太古郑”与“怡和梁”（梁炎卿）齐名。考其致富来源，首先是以太古洋行轮运佣金为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于太古洋行轮运业务范围广阔，该行来津虽较怡和洋行稍晚，但在郑翼之的努力经营下，不数年竟跃居怡和之上，在所有外国轮船公司中营业额为最大，郑翼之在其中坐享百分之三的正规佣金。此外太古洋行所营食糖、油漆、面粉、保险、驳船等业务，买办佣金为百分之二，每年也有巨额的收入。所有这些佣金都是郑翼之来自明处的进项。郑翼之贪得无厌，并不以此为满足，利用洋行的势力与特权，运用种种不可告人的手段，特别是在搬运工人身上进行了残酷无情的剥削，才使他发了更大的财。现就所知写在下面：
  1．剥削搬运工人所得在郑翼之收入中占相当大的部分。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太古洋行的华帐房与“外柜”的关系和内容。华帐房在指挥管理搬运方面用专用的把头，名为“外柜”，他们自称“外帐房”，搬运工人则尊称他们为“头儿”，张姓张头儿，李姓李头儿。头儿在华帐房里的地位比职员低，是没有座位的。但是他们在码头上对付搬运工人的威风可就大了。外柜在华帐房的驱使下，负责指挥管理货物进出仓库、装卸轮船等全部搬运工作，他们手下另有大小把头若干人替他们监督工人劳动。太古洋行华帐房经常雇用着长工二、三百人归外柜管理，轮船到埠或有临时业务，外柜还雇用大批短工。华帐房为了加强压迫力量，经常从英租界警务处雇用四名便衣“请愿警”，在码头上监视工人工作，无论英租界新老脚行和散把脚行均受其管辖，工人们在层层压制之下，无不俯首贴耳作牛马般的操作，因此郑翼之敢于利用“外柜”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
  按太古洋行洋帐房付给买办的搬运费是按件计算，普通运件每件白银一分，郑翼之通过“外柜”付给大把头的是每件铜元一枚，这一枚铜元转到小把头手内自然就不是足数了。把头对工人并不是按件付现，而是每运一件货物给予一个竹筹，工作告一段落，按筹数兑取现款，每个竹筹只能兑取铜元半枚。北洋时期前半期的兑换率是每银一分约合银元一分四厘，银元兑换铜元每元约一百三十枚，每一分白银约合铜元一·八二枚，照此推算，郑翼之从洋帐房每件收到运费铜元一·八二枚，工人实得只有半枚（遇到用地车或兽力车运送时把头还要再扣一笔车份或牲口份），约为应得的百分之二十七·一，其余百分之二十七·五为外柜及大小工头所扣，郑翼之则每件货物独自剥削铜元〇·八二枚，为工人应得的百分之四十五。太古洋行在天津的轮运量为最大，几十年中的剥削所得，积累起来就达到了不可想象的数字，其中仅有一部分分给外柜。
  工作于太古洋行码头的搬运工人，在把头之上又有外柜和买办两层枷锁，比一般搬运夫所遭痛苦还大。一九三一年太古洋行废除买办后，所有业务都由英国人直接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买办就没有剥削，实际是太古洋行的洋帐房对郑家买办克扣码头工人的一套手法了解的很清楚。取消买办改为洋帐房直接营业后，英国人对搬运工人的剥削是率由旧章，工人受的压迫有多无少。有了洋人的势力，大小把头狐假虎威更为凶狠，搬运工人的痛苦也更深，工人们把管码头的洋人叫作“码头鬼”。工人们被迫情急曾发生过殴打“码头鬼”情事。
  2．在剥削搬运工人的同时，郑翼之有一部分收入是从刁难托运人来的。由于从天津出口的货物中，鲜蛋和鸭梨经常占大部分，进口货中也经常有大量南方所产水果。这就无形中给郑翼之开辟了一个生财之道。因为这些货物最怕摔碰，并且都要争取时间提前运输，而华帐房则故意使这些货物被摔被碰，延误时间，以此迫使客商不得不自己另外出钱雇人搬运，所有洋帐房按件拨给的搬运费就全被郑翼之吞没了。客商所出的费用最后自然如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3．郑翼之另一部分收入是由卑劣的手段得来。太古洋行由南方运来的大米，卸船后即运入太古洋行仓库。南方所来之米分量原不十分准确，一般的为防损耗，总是有多无少。太古洋行规定每两斛一包的大米，在运输中有二斤损耗的许可。郑翼之抓住这个机会，容许他的外柜和把头指使早经混入工人中的党羽，进行盗窃活动，每逢大米运到码头过秤时，将足量和比较超量的米包另存一个仓库，在洋帐房派人锁门之前，先将他们的党羽携带空麻袋，隐藏仓库之内，这些人尽一夜的时间用探子从每袋里偷米二斤，装入空麻袋，如此长期窃取之米为数极大，变卖所得为郑翼之和外柜把头们按大小份伙分。
  4．郑翼之在他所管辖的“船买办”身上也有一笔暗中收入。各外国轮船公司每条船都有一个“船买办”，按照规定，船上装载的货物如有残损或亏短，照章应由船买办负责赔偿，太古洋行货运遇有这种情况时必须经过郑翼之调查核定。船买办对郑翼之进行贿赂，得到他的满意在估数上即可省钱很多。如何估计，全凭郑翼之一句话。太古洋行在纳税上因为海关长久为英国人所把持，走私漏税之事经常有之，特别是早期私运鸦片进口和后期私运白面（海洛英）南下，太古洋行的轮船所做最多，船买办腰缠累累。船买办的肥缺虽是花大钱从上海总行买到的，但在天津做鬼，郑翼之也要坐地分肥。
  5．推销食糖给郑翼之增加很大的财富。太古洋行车糖独霸华北市场达数十年之久，郑翼之除应得百分之二的佣金外，在天津有八个代理店。这八个代销家为恒泰昌、厚记、德记、恒记、协茂、德和永、鑫记、景升号，其中有半数是郑翼之用旁人顶名他自己干的。这无异于他自己经销，从中赚得很大的利润。
  6．郑翼之一大部分财富是来自地皮投机的。英租界一八八七年扩充租界，到一八九七年才确定。该区接近大沽路和沿墙子河一带之地，早于一八六一年之后，英国人即从中国业主手中陆续收买〓手，其余之地则鼓励几个大买办如郑翼之、梁炎卿、陈祝龄等暗中收购。到一八九七年该地正式变成英租界，地皮价格立时飞涨起来，至一八二八年前后今新华路一带地皮每亩工部局估价即高至三万元，实值还多。郑翼之在新华路营口道转角处住宅所占五亩多地基和营口道建设路出租房屋之地都是一八九七年以前以贱价买进的。又如湖北路上的地皮三十余亩，系郑翼之早年以每亩八十元买进的坑地，一九一九年该地垫高并修筑铁筋洋灰马路，地价暴涨，郑翼之将该地卖与王书年营造厂，每亩得价一千元，增值十二倍半。郑翼之自早年以贱价在天津英租界内外和上海等处买进地皮多处，仅自然增值就给他创造了巨额财富。
  7．太古洋行华帐房以对职员宽厚自诩，事实上太古洋行华帐房职员的收入并不比其他洋行华帐房为优，所谓的宽厚待遇如对职员管饭，实际上把职员们的工作时间延长了。郑翼之的理由是为免得职员们下班后回家吃饭，规定凡广东籍职员能在行内吃两餐，天津当地人吃午饭一餐，均不交饭费。职员们下班后在等候吃饭的时间继续工作，计每天的工时增加至少两小时。天津人虽不能吃晚饭也只好陪着广东人一起晚下班。这两小时工作的价值是超过那些饭菜钱的。郑翼之的这一做法多年来既买得待人宽厚之名，还剥削了职员的劳动力，替郑翼之并间接替太古洋行多干活多赚钱。
  （三）郑翼之父子累积的财富
  郑翼之本人自从当上太古洋行买办到他死去共三十五年，使用种种剥削手段积累了巨额财产。据给郑家收房租的陈凤藻估计，在郑翼之的儿子继任买办时，郑家的财产约有一千万元。兹就我所知道的郑翼之原有财产，参考郑翼之部分财产目录，分类列举说明如下：
  1．房地产：（1）新华路住宅五亩余；（2）建设路唐山道转角房一百余间；（3）大沽路北头五福里楼房、门面、平房、仓库共一百三十间；（4）合和盛栈房地；（5）旭街沿街门面十三间半；（6）估衣街青云阁楼房占地四亩五分；（7）大沽路小营市场地四亩六分、房一百三十间；（8）马场道老武官胡同地十二亩、洋式大平房二十余所；（9）湖北路余荫里地八亩、大楼八座。
  2．地皮：（1）俄租界牛骨厂地皮；（2）四美堂地一百三十亩；（3）西南城角地四十五亩半；（4）湖北路空地三十余亩；（5）八里台地三十亩；（6）李家华垦地三千亩；（7）福兴公司垦地。
  3．房地产公司股票：（1）河北宝兴公司；（2）让德里房产公司；（3）南市大兴里房产公司；（4）金钟桥元昌公司；（5）盛业公司；（6）广业公司；（7）大胡同房地股份。
  4．公司股票：（1）扬子保险公司；（2）仁济和保险公司；（3）吉黑两省东益垦务公司；（4）张家口华兴垦务公司；（5）上海大德榨油公司；（6）上海大有榨油公司；（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5．自营商业：（1）上海益顺盛报关行；（2）开平煤栈；（3）山海关锦州煤栈。
  6．天津以外各地不动产：（1）上海成澄学堂余荫里大片房地产；（2）上海夏浦地产；（3）塘沽于家堡地二十八亩；（4）烟台楼房地基；（5）澳门五支松房地；（6）澳门闰兰房地。
  7．现款分存汇丰、麦加利、正金三银行，其中汇丰最多，其他则为珠银首饰、古玩细软等动产。
  郑翼之在新华路的住宅有一特点。当一九〇一年庚子战后，天津城垣为侵略军强迫拆除，郑翼之与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分别取得拆城大砖，各建花园大楼一所，比邻而居，迄今临街的围墙犹存遗迹。郑翼之的这所大宅的建造费是由诈索而来，庚子战后，各外国洋行都开出损失单向清廷索赔，它们的买办也都附上一笔损失数字向自己的国家索诈。郑、梁和汇丰银行的买办吴调卿等都在这上面获得巨数的不义之财。
  郑翼之对房地产的经营上打算得备极精刻，仅英租界房租一项随着地价的自然增值，每年即达五、六万元，随时存入英租界恩庆永银号生息，很少动用。据经租人陈凤藻说，郑家收租均按阴历计算，因为阴历五年二闰，每值闰年是十三个月，而阳历则永远是十二个月，按照阴历每隔五年就可以多收两个月的房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买办资产阶级刻意聚〓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