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是一九二三年秋季慕名投考，升入南开中学，由初一到高三，一连住校六年，于一九二九年毕业。六年中，尤其在高中的时期，和张伯苓校长有过不少的个人接触，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认为张校长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教育实行家。钦佩之余，衷心认为是我应该效法的榜样。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从北平青年会转来天津青年会工作时，因是旧地重游，尤其得悉张校长是青年会的多年董事长和董事，德隆望重，更加吸引和鼓舞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乐于从事为社会服务的工作。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工作和南开校友会的活动，与张校长以及南开的师生员工，交往委实不少。
  一九四六年南开复校和全国解放后，张校长先后两次从重庆归来，我都身临其境，迎送来往。对年逾七旬的老校长，在时代洪流的激荡中，其内心的起伏，思想的矛盾，以及他对政治的从“超”到错误寄托的认识等等，表露出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一位象张伯苓校长这样的爱国的教育家，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崇敬的。
  现仅就个人三十年中与张校长的往来接触的片断拾零，尽管见之所及，回忆如下，欠妥之处，尤祈贤者指正。
  （一）
  南开学校的建立是：先有南开中学，继建南开大学，又建南开女中，最后建立南开小学。到三十年代以后，比较妥当的提法是：私立南开学校，分为四部，这就是南开学校大学部、中学部、女中部、小学部。南开中学只收男生，从性别上与南开女中分开。南开大学与小学则男女兼收。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学校、包括四部学校在内的校长。学校是张先生毕生创建的，凡是从南开学校读过书、做过事的人，除在校学习的学生以外，都是南开校友会的校友，其中坚分子则是大、中两部的毕业生。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校友，分布世界各地，在“南开精神”的内在联系下，以张校长为核心，彼此联络感情，砥励学行，维护母校，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社会力量。张伯苓校长堪称“桃李满天下”。每年的十月十七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们，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欢庆南开母校的校庆日。具体到天津，则更是热烈非凡。母校放假三天，演戏，开运动会，游艺会，会餐等等活动，无不尽欢而散。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这就是张伯苓校长。
  一九二三年九月，我到了南开中学之后，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当时学生有一千六百人，多数住校，通学生（即走读生）也有几百人。住在租界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们，多是有汽车或“包月”（即自备的人力车）接送。午饭虽然学校设有三个十分整洁的大饭厅，六人一桌，有荤有素，四菜一汤，白米白面的主食（分为全餐、两餐、一餐三种），仍不能满足这些少爷式的学生口味时，他们可到学校对面的太平洋西餐馆，或仁义成，捷胜和等饭馆去吃。生活享受上，应有尽有，只要有钱，都是不难解决的。甚至考不进初中一，也能以学宿费加一倍的办法，免考入学，作“副学生”。学校为这批学生单开一班，试读一个学期，考试及格者，第二学期即转为正生，否则退学。这种办法，是在当时其他学校所没有的。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教务主任喻传鉴先生在中楼前的操场上，给大家播放了一次孙先生生前在广州演讲的录音片，听到革命的道理，我的印象较深。
  在星期三上午的全校师生周会上，我最爱听张校长的训话。我记得下面几个内容对我的感染最深：
  一次在周会上张校长亲切地对我们说：“现在南开学生多了，不似当年在严馆时，只有十几个人。我可以分别请你们到我家去吃个便饭，谈谈家常。现在咱们有一千六百多人，你们要让我请你们一顿饭，会吃我个家产净绝。但是大家如有家庭问题，愿找我谈心的，可以到办公室约定时间，我愿帮助你们青年人，解决个人问题。”我就是这类学生当中的一个，从此把张校长看为自己的恩师。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后，一次张校长在周会上讲：中国的时局是‘打老大'，谁当上了老大就必挨老二的打，等老大被打下来之后，老二就作了老大，然后再出来一个新老二，打这个新老大。这样循环不已地打老大，就是中国的时局。……”最后结论是：“救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办教育，造就人材，实行教育救国。”
  张校长反对早婚，学校规定入校后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不许结婚。他对学生们讲：“你们入南开以后不满二十岁的不要结婚，早结婚有害处。如果你的父母非要让你结婚不可，你就对他们说：‘我结婚是要给自己娶太太，不是给你们娶儿媳妇。'他们如果还不同意，你就说这是我们校长说的。”
  张校长常讲：“咱们南开真是‘难开'，不管钱怎么困难，咱学校的房子一定要修好，该上油的地方一定油饰好，永远看着有朝气。青年人不能萎靡不振。”
  我在校的六年中，学校遭到几次变乱，如褚玉璞、李景林、张宗昌控制着天津时，市面几度陷入混乱状态。张校长除了把女中与南大的女同学，都临时迁往租界避难以外，自己总是以身作则地留在学校，同师生们一起，共甘苦，同患难。我记得有一次校外的散兵与土匪勾串起来，到处放枪抢劫，学生们有些害怕，张校长把我们召集到大礼堂，笑容满面，态度轻松地对大家讲：“你们不用害怕，那些大兵们就怕看见书，你们在这里是念书，所以他们不敢进来。”
  张校长对学生们的课外活动是非常重视的。有一次在第一饭厅前贴出一张“无线电研究会”的广告被张校长看见，他立刻把发起人找到校长办公室，先问这几个学生：为什么想玩这种东西？然后对他们说：“你们玩的好，学校先补助你们一百块钱，好好地玩！”张校长对这种课外活动，一向是大力支持的。又如对东北问题研究会，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办起来的，当时不但张校长自己到东北去考察，后来还专们请来傅恩龄先生主持这事。尽管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也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怀恨。这对日后南开学校被日军飞机轰炸是有关系的。
  一九二七年夏天，张校长利用暑假在南中礼堂召开了学校工作改革讨论会。学生当中有林受祜、乐永庆、万家宝、张廷勋和我等人参加。这次会的主要内容是说明以下几点南开精神：1 .南开学校办学是在“继续改造环境”。用张校长的说法就是“干”。我记得那时有人送给大会一面横旗，上面只写了“干、干、干”三个大字。当时张校长提出表扬说：“这正是我们南开的精神。不过还要弄清楚应当怎样干？”
  张校长还常对大家讲：“有人到南开来参观，多向咱们要章程。当咱给他章程时，一定先要对他声明：这份印好的章程是过时的了，因为我们学校天天在改进。’”张校长对来校参观者，不论何人，从来不作任何布置，让人家看真的南开学校。
  2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提了不少的“工作改革提案”，每案都要包括三项内容：①提案内容，②理由，③办法。有一个学生提了一个提案是：填平学校后面的臭水坑（即今解放后的南开公园），提出的理由是：太臭，有碍卫生；办法是：请校长设法办理。张校长拿出这个提案对大家说：“这个提案很好，只是办法有问题。因为我这个校长没有那么大力量，填平有史以来的臭水坑。那怎么办呢？我看还是让大家炼炼鼻子吧！臭味闻惯了也就不觉得臭了。这是在南开上学的一项锻炼。”
  我在高中二时，校内成立了贩卖部，专卖糖果和冷饮。校长指定由我负责管理，每晚前去结算账目，并请王九龄先生与我一同在一个礼拜日的清晨，到估衣街、锅店街等处，调查研究早市行情，以便监管贩卖部的工作。一天晚上张校长还约我陪他一同到贩卖部，买了两瓶汽水同我一起喝，借机观察收款的情况，并及时地给以指导。
  中学部院内的文具店，那时已改为消费合作社，校内师生凡愿参加者，付社费二元作社员，发给一张卡片购货证。我记得我每学期买货十五、六元，年终可分到二元上下的利润。多买者多分。主办消费合作社者，老师当中有张彭春（仲述）、陆钟元（善忱）、学生中有乐永庆、万家宝（曹禺）、林受祜、张廷勋和我等人，组成委员会，另聘专人作具体工作。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新的商业形式，一般机关和学校是没有的。
  听老校友卞俶成（肇新）先生讲过关于张伯苓校长以身作则的戒烟事迹：张先生当初吸烟，一天先生给学生们讲修身课，内容是戒吸纸烟，有一个胆大直爽的学生，当堂提问：“为什么先生可以吸烟？”张先生毅然决然立即把烟具当场毁掉，身体力行，从那时起，终生不再吸烟。张校长以身作则的作风，成为日后学校优良传统的校风之一。回忆我在校的六年当中，不仅绝对不准吸烟，如在宿舍里发现学生有火柴，则记大过一次，三次大过就开除。因此，宿舍内不许有蜡烛，否则，同样受记过处分。纪律严明，人人遵守，绝无例外，更没有特权。我记得有一年过"双十节"，晚上参加提灯游行大会，返回宿舍后，斋务课立刻把所有的蜡头收回，以免违反纪律。真是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南开精神之一就是言必信，行必果。
  张校长对南开学校兴建校舍，有其独特的见解。在华午晴先生设计兴建南中南楼时，张校长给我们讲：“咱南开盖楼房，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适用；二是好看；三是省钱。”
  对于给南开捐钱的人，张校长主张：不论是谁，只要他肯捐钱给南开，办教育、做好事，咱就要。
  我在南开中学住校的六年中，学生所睡的都是木板和板凳床。那时没有滴滴涕一类的药物防治臭虫。学校为了消灭臭虫，在后院建设了一间无窗的加温室，把所有的床板、板凳，分批在室内加温到摄氏三百度高温，杀绝臭虫。对此，凡是住校的师生，皆大欢喜。
  （二）
  一九三四年我重到天津，参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张校长是青年会的董事。一次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开会，由张校长演讲。董事长雍剑秋担任主席，先对张校长作了许多恭维的介绍辞。当张校长讲话时，开头先这样说：“刚才雍先生把我大捧了一通，我现在先原封退回。因为一个人的好、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下判断太早，必须盖棺论定。”
  张校长还常说：“一个人让别人说好，那已经就不好了，何况有人还自己说自己好呢，那就更要不得。”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主持在青年会举办学术演讲周，计划请胡适来壮壮青年会的门面。那时胡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是蒋梦麟。我要求张校长给我写两封介绍信，万一胡适不答应，还可约请蒋校长来，也是有号召能力的。张校长对我表示支持，并说：“好，回来让史先生（按：指张校长办公室秘书史学曾先生言）给胡先生写信，咱给他写白话信！”我的感觉是：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张校长，对青年人热情，让人乐于同他接近。例如他那时经常对学生们讲：他绝不作官，一心办教育。告诉我们：“不要爱钱，够用的就行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我约张校长到大华饭店给联青社演讲。张先生以“逢凶化吉”为题，对蒋介石的脱险回到南京，大加赞赏，认为是中国政治上的一次逢大凶化大吉。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南开被日军轰炸时，张校长没有在天津，我住在南开同仁里孟琴襄先生的小楼内，看得十分清楚。那天上午伉乃如先生等人到我家，目睹炸弹落到南开大学的木斋图书馆上，顿时浓烟腾空，全楼付之一炬。伉先生说：“南大完了！”下午敌机又来轰炸中学部，投炸小学的一枚炸弹，落到平地没爆炸，而落在南楼与九间房的那两枚，把我们同仁里的部份玻璃窗都震碎了。沉重的飞机声在天空盘旋了一下午，人们都躲在屋内一筹莫展地等待着。
  到了下午，住在同仁里的喻传鉴，伉乃如、孟琴襄、傅恩龄、俞霭青诸先生，和我一家四口，考虑到情况严重，不如趁着天色未晚的时机，离开同仁里，以免在夜里行动更加困难。大家一起逃到南开电车公司去避难，住在电车上。当夜看到四处火光冲天，也有人不时地传来南开中学被抢的消息。第二天喻先生从外面买到一份《大公报》，向大家读着张校长得悉南开被毁的消息后的谈话，大意是：“南开学校既已为国牺牲，复校之志弥坚。”我等闻之，莫不心酸泪下。
  抗日战争时期张校长在重庆，和天津南开同人通信时，多由别人代笔，凡信中提到“公司”时，就是暗示“重庆南开”，校长则以“经理”字眼代替。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南开的教职人员念过这样的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我给张校长先写去一封信，向他报告南开校舍被毁的情况。不久张仲述、喻传鉴、黄子坚、丁辅仁、伉乃如诸君先后飞来，准备复校工作。我这时已作了天津青年会总干事，对支持南开的复校工作，可以尽力给以协助了。
  张校长准备回天津之前，我还曾在基督教联合会提议，把张校长比作美国的富兰克林，对其伟大的公民身份表示敬佩，在他到达天津时，全市的教堂一齐鸣钟，以示欢迎。我把这个意见用电报通知了张校长。他及时给我回了下面的一个电报：“苓即将回津，惟因时局不靖，教堂鸣钟事请勿举行。”
  张校长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抵北平西郊机场时，我们有几十个南开校友，特意从天津去接他，并同车陪他返回天津。车到东站时，有两、三千人自发地去欢迎张先生。当时的市长、南开校友杜建时先生，到北站上车，陪他到东站一起出站。
  张伯苓校长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时，年逾古稀，却没有留胡须。当他见到一位留有胡子的老校友时，故意命令式的说：“你今年不到六十岁，到时候就应当把它剃了去！”说明张校长是不愿一个人没有朝气的。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国民党的“五子登科”和贪污腐化，很快地教育了大家，也使我们这些南开校友对张校长的越老越糊涂开始有了一定的失望。“张先生老了。我们的校长变了。”是校友们不断议论的评语。好心肠的阎子亨先生和我，不止一次地计议，打算用什么方式劝劝校长，我们的结论是：他已经迷住了心窍。据说张廷谔回来重作天津市长，乃是张校长给蒋介石出的主意，仅此一事就失去了天津市的人心。他回来以后，又受到一些人的包围，无以自拔，愈陷愈深地堕入国民党的罪恶泥坑。
  约在一九四七年间，一天上午我到南门外大街宁家大楼去看望张校长。谈话不久就有当时市府秘书长梁子青去访张先生。室内虽有我们三人，但谈话却转到以梁为主。当时梁子青对时局颇有担忧之感，提出问题向张先生请教。张先生反问梁子青：“你说，咱们中国最爱国的是谁？”梁子青回答说：“蒋先生。”张校长说：“对呀，那你还不放心吗？”这时一个工友进来对张校长说：“南大来了几个学生代表，要见校长。”校长回答：“正在会客。”工友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对张校长低声地说：“学生代表们要求和校长谈几句话。”张先生的气色忽然变得很严厉，断然地说：“不是告诉你了吗，正会客，没功夫，叫他们回去。”工友诺诺地退去了。我心里委时不大舒服。我们的老校长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学生？张校长变了！我想，不似当年对待我们那样了。
  其实这是个政治态度的反映。
  （三）
  张伯苓先生当年创办南开学校，有许多活动是和参加基督教分不开的。据我所能查考和所接触到的，记述如下：
  在《张伯苓先生七旬寿辰纪念册》的第八页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年来多与西人往来，对于基督教义，深有研究。是年（按：即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当时张先生是三十四岁）遂受洗为基督教徒，期得宗教热诚，多为社会服务。”张先生对于他信教的理由是这样论述的，他说：“我从信奉基督教以后，感到处世的尺度宽了，看问题和先前不一样了。”
  一九一〇年在天津城内鼓楼东大街仓门口（按：即现在南开区东门内大街一七四号），张伯苓先生会同南开中学历史教员徐汇川，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玉嘉立（CharlesEdwardEwing），借用美国公理会仓门口会堂，成立“自立会”。张伯苓与徐汇川、张葛荪、陈浩然、许静斋、仲子凤、宋愚溪（按：仲、宋二人均系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等十四人被选为仓门口自立会的董事，凌景泉为执事。当即草拟章程，定名为“天津中国基督教会”。由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请到刘善庭（广庆）作首任牧师。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天津有些爱国的基督教徒，也分别在工、商、学各界参加了反帝爱国团体，如“救国十人团”，“跪哭团”等组织，但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当时仓门口自立会的王文治牧师主张“教会超政治”，“教徒莫谈国事”，反对基督教徒参加反帝运动。这时的工商界闻人宋则久与教育界的张伯苓校长都是仓门口自立会的执事或董事，在“五四”运动中，他们的爱国行动有利于基督教徒与各界人士的团结一致，联合行动。
  翌年，仓门口基督教自立会成立十周年，也是它最兴旺的时期。张校长任董事会会长，南开大学的伉乃如先生、南开中学的俞蔼青与陈芝琴、沈子实等人为新董事，宋则久任执事部部长，执事二十人，男女兼有。张校长高唱“教育救国”，宋则久提倡“实业救国”，招引不少商、学两界人士入教。后来又有人组织“基督教救国会”，高唱"福音救国”，“中华归主”，宣传"信之者昌，逆之者亡”等教义。为了加强传道，采取了各种方法：在教会内的各界望道教友中，设立十几个主日学班，由执事分别主领；在学校、工厂、商店与信徒家里，设立近二十个查经班：宣传“忍耐、顺服”即可救国，等等。总之，张伯苓校长在仓门口教会活动的二十年间，把“福音救国”与“中华归主”等基督教义提倡起来，幻想以此来救中国。
  张伯苓校长在基督教里的另一个活动基地是基督教青年会。
  张伯苓校长在一九。九年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后，立即被青年会总干事格林（R.R.Gailey）等人拉进青年会，当年九月十五日就作了董事；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当选为董事长。同年五月八日的董事会又决定组成以张伯苓校长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安排从美国派来的游行布道家艾迪（G.SherwoodEddy）的讲道日程。格林还派了一些美国干事到私立第一中学（即南开中学前身）去担任英文、化学、物理和地理等学科的教员，借机对中国知识分子施加亲美影响。
  由于张伯苓校长是青年会的董事长，从而促进了南开中学与青年会的关系的接近。一九一七年夏，天津遭受洪水的泛滥，南开中学校舍被水浸占，秋季开学遂借用东马路青年会的全部教室授课。张校长也利用学生的体育活动，做青年会工作。青年会的体育场就设在南开中学的大门对面。一九二三年间，名震全国的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号称“五虎将”篮球校队，就是由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干事董守义先生指导的。在南开中学内，建立了“学校青年会”，这在天津是没有过的。
  张校长担任青年会董事长期间，曾代表天津青年会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性的基督教会议。这些活动与他日后捐的罗氏基金，兴建南大“思源堂”，发展南开大学以及同不少美国人的结识，有着一定程度的关系。
  张伯苓校长在青年会担任董事或董事长职务，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一九三七年南开学校被毁而中断。例如张校长每年应缴青年会的会费，和仓门口教会的月捐（每月十元），他从无间断地吩咐两会派人按时到校去取。
  一九三〇年以后，由于他的社会地位提高，名望更大，青年会在他政治活动方面所起作用已经不大，张先生才很少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只有遇到特殊情况时，他才出来应酬一番。一九三四年艾迪再度来津时，在东马路青年会举行宴会，他出席主持了大会：翌年春天，蒋梦麟应邀来天津青年会演讲时，他也担任过主席；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天津青年会举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时，格林从北京来津，住在八里台南开大学，与张校长话旧了几日；其他的董事例会，他是很少到会了。青年会却仍借重他的名望作为号召。日本投降后，张伯苓校长回到天津以后，曾参加过青年会的欢迎会，也曾到仓门口教会讲过一次道。与教会的关系已不如昔日那样密切了。
  （四）
  解放后张校长回来了，这一点说明他已有些明白。他在北京傅作义先生家住着时，我曾去看望他一次。回津后听说他总是感到无聊，常是约一、二朋友如顾海田、王化清等老先生到各处去听戏，甚至对河北梆子他也很感兴趣。
  一九五〇年间张先生好吃小馆，有一部分校友，也不时地组织一些聚餐会，我参加过几次。这对当时的校长来说，是很开心的。一次在东马路青年会楼下食堂，大家公聚张校长，他还得意地说：“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祯呢！”
  解放后的一次南开校庆日，张伯苓校长去到八里台南开大学，冯文潜教授给他讲述学校开展学术研究的情况，张先生频频点头，表示满意。我当时在座，看来张先生对南开大学是十分关怀的。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期，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务干事陆干臣来津，约我陪同他去访张校长。当时陆对张校长提出一个问题，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前途的看法怎样？张校长沉默好久，然后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对一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打仗，不那么……呵！”后面的几个字他没有说出，但他的神情的表现很清楚，他是在怀疑：咱们能战胜美国？
  解放后，张伯苓校长重新回到天津故乡，深感在政治上走错了道路，自叹“一脚踏在臭沟里”；但人民政府仍给他以照顾，期待他经过一些时间，亲眼看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就。可惜为时不久，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病故。他的实足年龄是七十五岁。盖棺论定，对张校长这样一位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创建了各级学校，培育了大量的人材，如今追念这一位老一辈的爱国的、进步的教育实行家，不能不激励我们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付出我们最大的力量。
  （一九七九年八月）